孔氏之道获尊于后世，非私之也。天下之大，人民之众，后世之远，内之为父子焉，外之为君臣焉，大之为天地焉，生欲以养而不匮，死欲以传而不泯，文、武、周公之不作，而舍孔氏则无由知之。然则后世之所以共尊其道者，岂私其人而已哉？自孟轲拒杨墨，而韩愈辟佛、老，儒者因之。盖杨、墨之道既已息矣，而佛、老之学犹与孔氏并行于天下，是以儒者望而非之，以为非是而无以为儒。夫望而非之，则无以究其学之终始，而其为说也不明。昔者恶夫攻异端者。夫不脩其道，以合天下之异，而纷然攻之，则秖以自小而为怨；操自小之心而用不明之说，则其于佛、老也，助之而已矣。且学者，所以至乎道也，岂以孔、佛、老为间哉？使其为道诚有以过乎孔氏，则虽孔氏犹将从之。惟其参验反覆，要之于道之所穷，卒不可以舍孔氏而他求者，故虽后世亦莫得而从也。呜呼！若此者，可以为忠厚之至，有以合于圣人之本心矣，乌在于望而非之若其世仇也？必奋而操戈焉，是未能尊其道而徒私其人者也。夫聃之书，忧天下而思有以救之，其拯一世之溺，盖有急于孔子焉。使聃而及于文、武、周公之盛也，则何以发其思虑而见之于辞？不幸而当天下之衰，治道之阙也，其意以为天地之初未始有君臣、父子、仁义、礼乐也，故天下不治而不乱，不安而不危。自结绳以来，圣人继起，则文化日盛，庶事日脩，其极于不可复加矣。而今也天下大乱，则何术以善其后？且货财之争，欲利之智，天下之人有不安于权衡度量之中，是其情之或然者也，而况其今之衰乎！且固以昔者为拙，今者为巧也，今者之华而昔者之朴也，是以立于其末而欲反其初。且天地之运，犹橐籥之相推，长短高下，相形相使，而弛张予夺，倏去忽来，是虽甚微而其理之必然者也。是故以仁为失，以礼为乱，斲华复朴，取拙去巧，使天下复于结绳而用之。夫已立者不可改也，已成者不可毁也，民之已见者不能忘也，而谓聃之智不知此乎？今也闵然欲举君臣父子之盛，仁义、礼乐、圣智、法度之美，一切而尽废之，以为不如是则天下不能速安而已矣。呜呼！是其救世之切盖有急于孔子，则其意之可哀者也。盖昔之为孔氏者，犹曰商、周之道不胜其弊，爵赏刑罚，强民而穷，而至于聃，独何讳焉！虽然，是其术之必不可，而聃之思不至焉而已。何也？夫聃之所以为治天下者，去圣智而以质朴用也。然而以为帝王之道皆不足以知此，则是为聃之术者，必有出于帝王之智而后可，是则圣智之大者也。夫聃之为书，是事之机而道之始也，圣人于《易》已著之矣。阴阳消复，游变出入于天地之常，而夫人之情伪参焉，是以吉凶、祸福、忧虞、悔吝百出而不穷。圣人以是为微而难见也，于是为之君臣、父子以联其大分，饮食、宫室、衣服以相其居处，仁义、礼乐、刑政以化以革，为之学校以劝以率。盖所以伏其机巧，消其诈伪，而全其素朴，是以其术无所不用而其道无所不备也。且圣人惟其息天下之机而无以发之，是以其详至此。今老聃将尽废而以无为治之，是与天下之人以机相示而以微相使也。天下之人，惟其安于君臣、父子、仁义、礼乐之际而莫见其机，是以默然不喻而自从。今老聃将遂与之并用其机，则是乱愈激而民愈不可治也，而可乎？孔子修废以俟其定，老子尽废以速其安，是老聃自变于俗，而谓圣人变之乎？且昔者圣人之道行于天下，而聃之术存于其中而不知；使后世之人知其为聃之术，而圣人之道不及尽出于其外，是以天下之乱常出于此。则是聃者，欲以速治天下而卒不免于乱也，呜呼！是其思之不至焉而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