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，必有以得之；其失天下也，亦必有以失之。得失不相待而行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。何也？盖必有真得天下之理，不俟乎矫其失而后得之也；矫失以为得，则必丧其得。唐、虞、三代皆有相因之法，而不以桀、纣之坏乱废禹、汤之治功；汉虽灭秦，亦多因秦旧。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；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，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，矫而反之，遂以为功。且东汉之末，四方分剖，坏乱甚矣。魏武虽严科条，审律令，以重足屏息操制群下，而截然使人各得自尽以行其职守者犹在也。至晋之败，尤甚于汉，南北角立，递兴互灭。及其崛然自见者，犹皆自有为国之意，使其下无饰非养过之心，人存政举，稽其所立，亦或瞭然可见。及隋之末年，丧乱蜂起，痈疽溃裂，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，疏明简直，上下易遵。然则魏不以讳汉之失为兴，唐不以惩隋之亡为强。夫兴亡治乱，各有常势，欲兴者由兴之途，将败者趋败之门，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于相矫也。唐末之乱，重以五代，虽生人之无宁岁久矣，然考其所以祸败，亦何以独过于秦、汉、晋、隋之亡！盖国之将亡，则其形證固若此矣。而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、维持人心，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，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，细者愈细，密者愈密，摇手举足，辄有法禁。而又文之以儒术，辅之以正论，人心日柔，士气日惰，人才日弱，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。遂揭而号于世曰：「此王政也，此仁泽也，此长久不变之术也」。以仁宗极盛之世，去五季远矣，而其人之惩创五季者不忘也。至于宣和，又加远矣，其法度紊矣，而亦曰所以惩创五季而已。况靖康以后，本朝大变，乃与唐末、五季同为祸难之馀，绍兴更新以至于今日；然观朝廷之法制，士大夫之议论，堤防扃钥，孰曰非矫唐末而惩创五季也哉？夫以二百馀年所立之国，专务以矫失为得，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。故举一事，本以求利于事也，而卒以害是事；立一法，本以求利于法也，而卒以害是法。上则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于下，下则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复之于上。虚文相挻，浮论相倚，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，官不可任而任吏，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。惟其恻怛宽平，粗得古人之意，而文具亡实，亦独何以异于周、秦之弊哉！于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，请和仇雠而不激其忿，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为无疗病之方，甘心自处于不可振救以坐视其败。据往鉴今，而陛下深思其故者，岂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讲欤？诚讲之而行之，当举者举，当废者废，昔之密者今为疏，昔之细者今为大，今日出令而明日丕变矣，何俟于卒岁之久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