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尽天下之虑而终失天下之大计，此最大事，不可不极论也。古之所谓忠臣贤士，竭力以行其所知，言欲少，行欲多，言之若粗，行之必酬，故人莫敢多言而精于力行。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，大则制策，小则科举，高出唐、虞，下陋秦、汉，傅合牵连，皆取则于华辞耳，非当世之要言也。虽有精微深博之论，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踰越，然亦空言也。盖一代之好尚既如此矣，岂能尽天下之虑乎！有大利必有大害。为国者不敢专大利而分受其大害，以人参之，使其害消，昔之帝王莫不然。国家因唐、五季之极弊，收敛藩镇，权归于上，一兵之籍，一财之源，一地之守，皆人主自为之也。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，遂废人而用法，废官而用吏，禁防纤悉，特与古异，而威柄最为不分。虽然，岂有是哉！故人材衰乏，外削中弱，以天下之大而畏人。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，宜其不能尽天下之虑也。自赵元昊反，重之辽人求关南地，天下之士始稍奋发，深思远虑以为之说。然而内堕好尚之多言，外狃法度之自利，未能得其中也。不幸熙宁改法之事起，自是以迄于宣和之末，靖康之初，士大夫争法之新旧，辨党之邪正，鼓为烈焰涨为洪流而已。过此何暇言之！是又熙、丰以来困于世变之纷更而不能尽天下之虑也。靖康之难，至痛极愤，此上下深谋不知寒暑寝食之时也。而苟目前忘大辱者，为「南自南北自北」之论，视宗庙君父之仇如疥痒之在身，忍而不搔无害也；明示祸福以劫胁衣冠，举俛首而奉虏。故二十馀年，未有出思卢于饮食刀笔之外者，况其远者乎？是又绍兴以来为小人之所挟制，而不能尽天下之虑也。今陛下总权纲，执枢要，责功能，课勤怠，崇实用，退虚名，审于考察，谨于迁叙，破流品以求人才，右武官以来勇敢，天下靡然知上意而承之矣。然而怀欲为之志者，以无所施而消缩；负妄作之累者，以有所托而回容。利惟谋新，害不改旧。取民者已困矣，犹以为仁政；趋事者已弊矣，犹以为良法。国无骏功，常道先丧；士无奇节，常心先坏；俗衰时迫，谁与谋长！是又隆兴以来不能尽天下之虑也。自非深观远览，遍知前失而不讳；坚志强力，独行所难而不惑；当为则为，毋以为昔未尝有；当改则改，毋以为今方循用；除百年之宿蠹，开兴王之大道，计岁月之举措，求日新之功效：明发慷慨，同于饥渴，乌能尽天下而虑之乎！故臣愿条列前后之源流，疏陈当今之本务，成败得失，皎然不乱，所以佐聪明之一二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