朕绍休圣绪，厉精万机，夙夜靡皇，庶克有济。今兹登进多士，咸造在廷，将以讲明治道，考观素蕴。角虚文而废实用，朕无取焉。历稽邃古，三皇之书谓之《三坟》，以言大道；五帝之书谓之《五典》，以言常道。夫出治之经，要本诸《五典》，而《三坟》所载曰大道云者，果何所谓耶？仲尼之门，难疑答问，惟仁尤重，或以爱人为仁，或以刚毅近仁，或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其他论仁不一而止。夫圣人立教，宜有定说，乃多为之目如是，后之求仁者果安所从耶？汉高帝制礼，欲度其所能行。齐、鲁两生，召之不至，谓「必俟百年而后兴」。惟叔孙通达于时变，定一王之仪。二者之见，其孰是耶？唐太宗论乐，谓「治之隆替无关乎此」。杜淹疑其不然，虽魏徵亦曰「乐在人和，不在声音」。二者之论，其孰当耶？朕上宪帝皇之道，中参将圣之训，下监汉、唐之迹，烛理未深，治不加进。故欲彊国势而威令未孚，欲恢王纲而规模未广，士风惰而未振，民力艰而未裕。抑尝览苏轼之论，言「天下之势，中国士民，优游缓带，勇气消耗，而戎狄之赂，转输天下」，以为一时深弊，朕有感焉。子大夫以选待问，其考引古初，攈摭经史，博举先儒之言，茂明当世之务，条著于篇，勿迂勿泛，朕将亲览！

臣恭惟陛下天锡勇智，临御九有，实开有宋无疆之业，故能不以草茅之陋，爰命有司，博举秀异，亲降色辞，问以道、仁、礼、乐之大要，当世之先务，圣心之所向，参验酌取，图惟厥中。臣愚不肖，窃独自念，以为古之忠臣未尝不愿言天下之事，古之明君未尝不乐闻天下之言，然而听之者常以为难而言之者终不敢尽，何哉？岂非君臣之情不通，而上下之势不合耶？今陛下虚己宏大，畴咨众言，凡伊尹、傅说之流伏藏于农役之贱而不敢发，贾谊、陆贽叫呼于堂陛之间而不见听者，亦既举以访之矣。宸衷恳恻，诏策深厚，臣而不言，其又何责！虽然，君听在乎广大，臣言贵乎切近。臣闻以庸君行善政，天下未乱也；以圣君行弊政，天下不可治矣。伏睹今日之故，承末流之极弊而不及其本，厌众说之太烦而不求其要；或以浅末之议而废经远之论，或以一时之效而易久大之规；朝廷一体也，而□□内外；文武一道也，而互为抑扬。是以上下喜无事，群臣不任责，当天下积累之后而无根固不拔之势，以生齿日滋之众而有贫弱就衰之萌。至于大本不立，大义不明，少不为虑，则天下之事又将有出于意料之外者，岂非以圣君行弊政之故欤！如其条贯统纪，臣不得以尽言也，敢因圣问之所及而疏其略。臣伏读圣策之所以诏臣者曰：「朕诏休圣绪，厉精万机，夙夜靡皇，庶克有济。今兹登进多士，咸造在廷，将以讲明治道，考观素蕴。角虚文而废实用，朕无取焉」。臣仰见陛下勤政愿治十有七年，周旋万机之变，多阅义理之会，深患虚文之误世矣，故将以卓然可见之实下求臣等。臣闻虚文者，实用之所因以见，非舍言语文字之外而有所谓实者也。陛下聪明圣知度越古昔，所受群臣章疏书奏、閟论密语、大廷广对，凡几何矣；考览载籍，上自尧、舜、禹、汤之德业，孔氏之所记录，与秦、汉以来废兴成败之迹，百家众说无不明矣。嗣服以来，四策多士，其间山岩遗弃，抱不能已之人，投匦肆言，利害百出，固已众矣。陛下亦尝得其所谓实乎？古之治道，皆有一定必然之说相传而不变，彼尧、舜、禹、汤号为圣人者，特奉行之耳。自圣人不作而治不明，战国、秦、汉之君臣日乱其统，而儒者独传之。董仲舒、刘向、王通，盖稍欲广推发明其意矣，而位不足以行其言，才不足以发其志。若苏绰之辅宇文，魏徵之劝太宗者，二君既亲见其利矣。虽然，祖宗立国之定势，则常因儒者之学以求三代之旧而施之于政事之际，二百馀年，《六经》、孔氏之说益以著明，凡古人之所以治天下之常道无不尽顺，今之世反厌其熟烂迂阔而不可信用。陛下翻然改虑易念，将求一新之乎？臣恐其无所据矣。陛下盍亦因已然之众说，详考而择其中乎！则凡今之所谓虚文者，随其高下皆足以为实。不然，则虽《六经》、孔氏之书均为无用，而何益于治哉！夫十有七年，天下颙颙，海内向风，而治道之实终于未定。今欲拨去虚文以幸天下，而士亦不免以空言应上之求，是将孰从而取之？故其素所蕴积而自见者，亦于此观之足矣。孟轲曰：「我知言」，未有不知言而能得其人者也。臣伏读圣策，有「历稽邃古，三皇之书谓之《三坟》，以言大道；五帝之书谓之《五典》，以言常道。夫出治之经，要本诸《五典》，而《三坟》所载曰大道云者，果何所谓耶」？臣窃惟陛下本《五典》以出治，则古人治天下之常道，陛下既得之矣。《三坟》之书，孔氏不序，而安国独言之，何欤？彼将以为天地运化之始，阴阳消长之会，羲、农、黄帝所以开天极而制化原者乎？敬天爱民，尊道保法，执赏罚之信，示予夺之公，此尧、舜、三代之所以治天下而立人纪也。尧、舜、三代以人合天，而后之为异学者，夸焉以为羲、农、黄帝是以天应人也。故其高诞恍忽者，人于佛、老，而迂僻下俚者，流为阴阳、卜筮、纵横之方，其技其意，莫不自托于大道以惑世主。臣愿陛下执《五典》之常道而无疑乎安国之偏辞，则出治之经正矣。臣伏读圣策，有「仲尼之门，疑难答问，惟仁尤重，或以爱人为仁，或以刚毅近仁，或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其他论仁不一而止。夫圣人立教，宜有定说，乃多为之目如是，后之求仁者果安所从耶」？臣闻仲尼亲见周之衰坏，中国、夷狄并起而争，以为本于其君之不仁。其君不仁，故其臣贪诈邪虐，而不为信谊忠厚之事以报其上。君臣流毒，被于天下，纲纪隳坏，人文不立，而天下之民物不能自必其命。当是之时，仲尼退与其徒求所以为仁之方，发其所厚，消其所薄，根于心术，见于事变。虽其质之所受者有异，性之所习者有偏，而仁之为道未尝远也。或曰爱人，或曰刚毅，或曰克己复礼，与其他不一之论，广大充满，上下周流，而仁在是矣，以为虽未能以救当时之患，而犹可以启后人之心也。嗟夫！荜门委巷之士，其势与力不足以自存矣，可谓微也，而犹不忘于求仁，乃若陛下，承尧、舜付托之重，守累圣太平之业，欲从而意得，恩博而泽厚，所谓操可致之实，有能致之势矣。陛下圣性得之，犹复加圣心焉，则有喜有怒，有生有杀，应天下之众变而不失吾心之至仁，此孔氏之本旨也。若夫拘牵于文谊，训释乎章句，因有得焉，亦足以助陛下之仁，然而未敢为陛下言之也。臣伏读圣策，有「汉高帝制礼，欲度其所能行。齐、鲁两生，召之不至，谓『必俟百年而后兴』。惟叔孙通达于时变，定一王之仪。二者之见，其孰是耶」？臣闻周之礼至秦而亡，汉氏初起，以其智力角逐一世而仅得之，则秦之礼至汉亦亡矣，其君臣上下未有长久之意也。使汉仪不定，则何以系其心？如必积德百年而后兴，则汉不及积矣。若其文物以纪之，声明以发之，上下有章，登降有数，举无失乎天人之常理，则非积德百年有不能至也。士欲及时以致功，达权以致变，则通意诚近之矣；耻为一时之用而宁甘没世之无闻，两生殆未必知礼之用也。虽然，一代之大典，则必与斯人之徒议之，此固非叔孙通之所能识也。臣伏读圣策，有「唐太宗论乐，谓『治之隆替无关乎此』。杜淹疑其不然，虽魏徵亦曰『乐在人和，不在声音』。二者之论，其孰当耶」？臣窃以为两生之论高祖未可以制礼，而犹制之，盖尊卑贵贱之序不可一日废也。若太宗，则治既效矣，功既成矣，可以作乐而犹未作也，反以谓治之隆替无关焉者，何耶？魏徵智足以知仁谊而不足以知礼乐，知人之和而不知声音之致和，故其所以辅太宗者亦仅是耶！陛下求道于《典》、《坟》，求仁于孔氏，是既然矣；求礼乐于汉、唐，则非所求也。汉、唐之始，不及政事，何暇礼乐！且高帝不喜儒，不知学，先王圣人之道无所入于其心，然犹曰「度吾所能行者」。太宗经理世务，动询儒生，天资明锐，尤喜文学，然乃曰「治不必为乐，乐不足为治」。夫不稽之古，不谋之道，而茍欲循其所安，陛下何取焉！深惟今世，上自郊庙，下至田野闾里，制度文为之节，脱略而不备，浅陋而不经；嫁娶、祠祀、饮食、生养无所取法，贫富相遁，无所纪极，而天下之治因以不举，其患皆坐于礼乐之不明。礼乐不明，则政事不立；政事不立，则财用竭而天下匮矣。陛下慨念天下之大，将奋然有所自为，而不先定其本，则仁心仁闻何由而著，王功帝德何由而隆！且夫祖宗之盛，盖尝有意于礼乐矣；屡举而不遂，欲行而辄止者，陛下知之乎？汉、唐茍简之说杂乎其中，旧臣元老未能深识礼乐之意以有所论建也。故臣愿陛下将兴礼乐以为出治之本，而无求乎汉、唐之陋，则天下之士必有出而赞陛下者矣。臣伏读圣策，有「朕上宪帝皇之道，中参将圣之训，下监汉、唐之迹，烛理未深，治不加进。故欲强国势而威令未孚，欲恢王纲而规模未广，士风惰而未振，民力艰而未裕。抑尝览苏轼之论，言『天下之势，中国士民，优游缓带，勇气消耗，而戎狄之赂，转输天下』，以为一时深弊，朕有感焉」。臣伏读至此，窃知陛下以当世之要务，圣心之所向，形之训词，开导诱掖，使之有知而必言，有言而必尽。臣不佞，盖于其始也，愿陛下即虚文而求实用；于其次也，愿陛下执常道以正治经，存至仁以厚民望；又其次也，则欲立礼乐以定出治之本；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，不敢不条列而对也。若夫当世之要务，则虽圣问之所不及，而因其所及，可一一而陈也；圣志之所向，虽众人之所未喻，而臣之所自喻者，可反复而论之也。其本末可见，其次第可知，陛下试幸听之毋忽！陛下留意天下之大计，而不蔽于一偏之见，不任独知之明，是以上法三、五，中稽孔氏，下验汉、唐，凡道、仁、礼、乐之大要，皆泛观而博取之，然而非圣志之所向也。陛下以今日之事为何如耶？以陛下夙兴夜寐，精实求治，十有七年之久，而迄未有尺寸之效，能使陛下有以自慰其心者，亦尝思其故乎？独运于上而未得其人以自辅也。且陛下临政之初，尽起诸臣于废弃休老之馀，举国论而听之，而其人既足以副陛下之望也。陛下又自简拔，至兴于梦寐，取之具员疏远之中，一朝而暴亲贵之者，不知其几人焉，而其人又多为罪戾以负陛下之知矣。使陛下徘徊四顾，莫识谁可，丞相之席虚而不登者二三期矣。然而卒以付之旧学之臣也，尝辅政于十五六年之前，则陛下观之亦审乎？群情嗷嗷，观听是举，其亦有以佐陛下之大有为乎？虽然，宰相失其职久矣。自崔亮、裴光庭以铨法自守，世谓吏部为失职。此特一有司之事耳，犹可为也，而至于宰相专限资格，助吏部行有司之事。今也管库之小臣，在外职司之僚属，进拟不足，除授不行，相视莫知所以为计；四方之士大夫，足相蹑于政事堂，不自知其贤不肖，而皆取必于上；若乃侍从近臣之进退，又常曰不敢预闻。不知丞相之职，真若是而已乎？天下大事，于今有几？其所施设，宜何后先？王业偏安于一隅，庶政积废于今日，臣不知今之所谓大臣者，能进此道而任此责乎？三代之佐，臣不敢论。若诸葛亮、王猛，振起治功之臣也；唐之裴度，近世之韩琦、富弼，维持法度之臣也。宰相之职为最大，而居今日为甚艰，以其失职之久而不自知也。从坚中实，未能革伪；茍绝亲党，岂云守公！臣愿陛下诏大臣交修协济，纪律粲然，以回天下之视听，而无蹈于失职之过而不自知，则众务可以渐举矣。谏官、御史，各有分职，不可相侵。规切谏诤，以人主之得失、国家之大体为己任者，谏官之职也；明于人臣之忠邪，以排击奸佞、肃清班列为己任者，御史之事也。今谏官侵御史之事矣，非惟侵御史之事也，且又失谏官之职矣。往者祖宗之世，谏官、御史以言事为贤，或除授有不当，废置有不宜，所言不见听，连章欢哗，至于空台省而去，更出迭入，议论不衰，岂不多事而可厌乎？然而祖宗不厌，益置员数，分命荐举，若是者何也？以为不厌其多事，直差可以无事尔。伏自顷岁，有论除授之不当而去者数人，陛下既觉悟而亟还之，超迁而尊遇之矣。六七年间，以沈默相承，而天下遂至于无可言之事。然则真无可言之事欤？抑其有而不敢言欤？抑不惟不敢而亦不知言之欤？不敢言固可畏，不知言又大可畏也。虽然，陛下之于谏官，多阙而不补，而比者独以一人长之，又何欤？天下固不为无可言之事矣，而使他人不得言，言之则为越职，为生事。臣愿陛下益置员数如祖宗之旧，择今之所谓以名义材实自任者处焉，而责之以天下之所当言，其必有可言者，而国是可以渐定矣。朝有政令，虑其遽行而不审也，而集两制以上议之，所以广谋智，重改作也，此先王之典，而汉氏之所以尝行。然臣窃怪其所议者，多不急之细故，有司之烦文。小臣转对，无以应故事而为臆说者，陛下既以乐听不拒之意而付之近臣。又不以正义大体明其不足论，乃委曲迁就，犹为之辞，徒闻某州添一通判事，某路添一参议者而已。陛下所任两制、侍从，以为心膂经画之地；今也弊精神于无用微文，而不讲天下之大政要务以为数千百年经久之规，天下之祸不切而最深，孰有甚于此者！臣愿陛下责之以远且大者乎！若夫法令苛密之为患，使天下度外之士无以自容；人才衰少之为忧，使缓急倚伏之际无一可保。陛下圣志且有所向，而内治数端，近在目前，犹或未举，何欤？岂非并志于所向而不还顾其所行乎？然则「欲强国势而威令未孚，欲恢王纲而规模未广」，于此乎得之矣。「士风惰而未振」，陛下思振之欤？陛下必以今世儒者最为无用，而科举之士多文少实，陛下且欲任使而不可得乎！臣请析之。臣闻周公太宰之治，以九两系邦国之民，有曰「师以贤得民，儒以道得民」。儒者职业，在周公时犹未大也。其后孔子修群圣人之道，付之儒者使世守之。而秦、汉以还，习于功利杂伯之政，与群圣人之道不类，故儒者诵孔氏之遗言，取《六经》之具载者而切劘之。彼直抱圣人所传之道耳，至其用之则在人主。夫其忠信孝友以为行，言语文字以为能，谈谊而不谈利，计德而不计功，朋友无閒言，乡党无过行，斯可谓脩洁博习之贤，亦足当卿大夫之选矣；凡今儒者，正当是耳，陛下如欲求卓异特起之士如孟轲、子思、周公、召公以兴起治道，则宜详择而遍观之。天之生是人也不数矣。陛下望之太深，责之太备，以大贤之任而欲众儒者之皆能，臣是以知其难也。天下不察，猥谓陛下不好儒，斯言过矣。科举之法，凡今大略皆所以堤防不肖而欲贤者自振于其中，此直幸耳。其多得不肖而不自振者，此乃法之所宜有也，而又何怪焉！虽然，振之在陛下耳。「民力艰而未裕」，臣日夜念此久矣。以陛下忧闵元元之心，天下奏报为民，而上常蒙画可。而今东吴数州赋役差轻之外，自浙水而西，江水以东，民终岁勤动而有仅足以输者，何欤？一遇水旱，不能偿种，逃田尽室而去之，不知论议之臣亦尝以告陛下乎？陛下盖恻然兴叹，以为俟版图之复也，当尽捐天下之赋在于常科之外者，天下无不感陛下之言也。然臣以为陛下诚欲大有为也，则必先有大慰天下之望。故夫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，俟版图之复而后捐之者，无是道也；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，待进取之定而后裕之者，无是道也。陛下徒因今之法而少宽之，此不足以裕民；果裕民也，更为之法可也。以臣所论，今天下之财，自一缕以上无不尽取。陛下清俭寡欲，至于太息而言财利；主计之臣，甘受聚敛之名而不辞；郡县之官，明行侵刻而不愧；非以奉陛下无益之用、侈靡之资也。为天下之大蠹，十分之九以供之，而犹不足者，兵是也。自唐之末年，固已困于兵，而藩镇四起，乱亡相继。艺祖受命，收节度之权，严阶级之法以安天下，而养兵之患未暇去也。太宗、真宗，继有西北之事，天下之兵遂以增益而不省，而本朝之大，独当前世养兵之患矣。祖宗之已然者姑不暇论，而以今天下之半，专给百万之兵，可乎？流弊之极，至于陛下犹豫而不知所以处之，数年之后，陛下亲见之矣。陛下诚思所以处此也，则民力裕而百度脩。不然，民未裕也。陛下圣志之所独向，臣愚不肖，不足以窥测万一。然臣独以为使宰相得其道，谏官得其职，近臣与大计，儒者守常度，至于宏大规模于文法之外，振起人才于名义之中，减兵费，宽民力，治官之冗滥，去吏之弊害，凡急政要务十数条者，陛下一朝改定以幸天下，使民志定而人心悦，则圣志之所向，始有可得而言者矣。夫复仇，天下之大义也；还故境土，天下之尊名也。以天下之大义而陛下未能行，以天下之尊名而陛下未能举，平居长虑远想，当食而不御者，几年于此矣。陛下上则重违太上皇帝问安侍膳之意，下则牵于儒臣深根固本之说，徒与二三亲信密计而深筹之，然犹不欲诵言其事，方借苏轼之论以旁训臣等，此亦公卿大夫不能建明之罪也。夫轼之论，为祖宗平世而发也，故以「优游缓带」而讥其俗，「转输戎赂」而惜其费。若曰不爱金帛乎？今日复仇之义不得旋踵，而今也四十年不举矣。陛下若欲教天下以为人子之义，使枕戈北首，虑不顾身，天下之人其又何辞！而徒有感于轼之论而已乎？虽然，臣则有忧于此，何也？为复仇之论者有矣，不过欲斗胜负于兵革而已，自用兵以来无他画也。为固本之论者有矣，不过欲久和好以无事而已，自通和之外无长虑也。为国之道，必有次第；天下大事，不容茍简；岂可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哉？陛下圣志之所独向者，其固有本末次第之可考乎？抑亦未免徒出于用兵也？如其本末可见，次第可知，则陛下行之而已；如未免于用兵也，则臣以为过计矣。往者隆兴之初，聚重兵于淮水之上，使辅臣督之。方其未战也，天下交口而议其后；及其一战而不胜也，大兵溃散，飞檄告警，督师罢黜，而复与虏和矣。今日之事，其去隆兴之初有几？粮储备乎？器械精乎？士卒练乎？所恃者如此而已，可谓眇矣。且夫复仇者，本非用兵之谓也。合数十利口之臣操胜负常势之说，以误陛下，一战弃之，而陛下之大功不可立也。直使王猛、王朴辈为陛下计之，必不出此。此天地之大义，国家之大体。救御之术，消复之方，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，以辅成陛下之志者，天下岂无人耶？陛下何不博求而公选之，赐以清閒之燕，姑告其圣志之所独向者！必坚决，必刚健，必信任，必不息，必无使小人参之。天下之事，在陛下岁月之顷耳，起膏肓于神药，还淳厚于重裘，可立而待也。陛下之所以策臣者，而于终曰：「子大夫以选待问，其考引古初，攈摭经史，博举先儒之言，茂明当世之务，条著于篇，勿迂勿泛，朕将亲览」。臣不肖，所闻不广，孤陋自成，无以极古初之道，摭经史之传，妄以其意之所以欲言者，略而言之。臣闻谈天下之常理，必近乎迂；为天下之正论，必近乎泛。古之圣人，平心以来天下之言而不责其必中，其听之似迂也，其取之似泛也，而切言实论始可得而识矣。责其必中而不乐夫迂且泛之言，则奇怪可喜之说交至而莫能择，歆艳夸衍，捭阖钳制，而人主之心术始为天下之所窥矣，名实之辨有不乱乎！臣伏惟陛下求治岁久，未睹成效，深知夫天下之事，似足以乱真，名足以欺实。是以策臣于始，既责之以实用；策臣于终，又戒之以勿迂。然而臣恐陛下乐闻切近之论，而怪奇可喜，不计本末，不参古今，乘间而为说以中陛下之欲者，不为少矣。陛下之爵足以贵，陛下之禄足以富，名器之所予而奔走之，彼为怪奇可喜之说者攫取而去，陛下将何便于此！陛下诚存广大以为听之之道，而使人臣得因贵仕以输切近之忠，规为定于上，法守行于下，怪奇可喜之说不得参于其间，驯致而责其成，则禹、汤之功不难到矣。陛下有上圣之资而行乎久弊之政，方将新美众事，兴举百废，以济大业，以定治本，以追禹、汤之骏功，而听言之道不幸有近于臣之所忧者，故列于末，惟陛下财幸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