桓公得管子于累囚之中，置射钩之怨，亲迎于郊，斋戒十日，礼之于庙，三酌而授政焉，故孟子以为学焉而后臣之。在春秋时，能尽礼尊贤如桓公者，盖鲜矣。一则仲父，二则仲父，得君又如此其专也。然功烈之卑，游孔门者羞称之，仲何以得罪于圣门若是耶？呜呼！仲诚智术有馀者也，而未闻先王之大道，迷其本而勤于末矣。仲之相齐也，举贤才，明赏罚，令行于诸侯，九合不以兵车，使民离左衽之患，实有大功焉，惜乎其器小而易盈也。孔子曰「管仲之器小哉」，仲之生平，此一语尽矣。如桓公问仲以行霸用师之道，仲则曰：「公欲定卒伍，修甲兵，则大国亦将为之，难以速得志于天下」。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。呜呼！齐，大国也，修其军制，使诸侯毕来取法，皆定卒伍而修甲兵，将复见西周之盛，其规模岂不甚广，而仲以为若是则功不可速成，遂使前日功业，一朝扫地矣。此皆仲未闻大道，其器小，故其功如彼卑也。大抵心之正者，所用无不正，而智有馀者，足以累其心。由东周以来，士大夫日趋于卑陋，如仲之才，诚不易得矣。然考其行事，盖智有馀而心不正者也。古之听讼者，令民入束矢钩金，非以为利也。仲依仿其法，亦使民入焉，铸金为兵，矫箭为矢，而甲兵大足，乃因是以为利。何其与古异耶？古有掸人之官，道王之德意。仲欲图霸，而恐天下不从，乃使游士八十人播其美于诸侯，亦其利心之所发耳。仲非不知经也，惟其机智有馀，则窃先王之法以为己利。仲之心术不正，彰彰焉不可逃矣。仲诚有意于治己者，则心术之病，固当痛治而力锄之。惟其胸中所期，不过区区功业，足以显名于诸侯，以终吾世而已。心之正不正，非所急也。其心术既差，又岂能正其君之心乎？此皆器小之形也。昔者左丘明最爱《管氏》，其书所载，如辞子华之请，受下卿之礼，类皆可美者。及变古司马法而为区区之内政，其用心何狭哉！此仲所以为器小也。仲制其国，士与工商各自为乡，士乡为兵，工商乡专斡盐铁。养兵于此，取利于彼，其为谋亦巧矣，然用人伤于太多。古昔司徒籍兵虽众，而司马调之则寡。孙武言：「兴师十万，宁居七十万人」。是七家而取一卒也。今仲以为五家为轨，而一轨出卒五人，是一家而出一卒，何其太甚耶！仲之意以为，不如是，则霸业不可以猝就。苟一时之功，而废先王经久之制，此仲之所以为器小也。大臣之职，莫大于正君心。桓公自言有大邪三，而仲以为无害，其所以害霸者，惟任贤之不专耳。是仲之意，不过欲其君专任己而不参以他人，则己得以行其所欲为耳。而不知君心不正，则为治之本不立，功业岂能及远哉？仲之经营霸业，八年而后成，盖亦勤矣。然功业甫定，而其心侈然，娶三姓女，官事不摄，台门反坫，用国君礼。己为奢淫若是，又安能止其君之纵欲乎？君心日蛊坏，故仲一死而小人用事。史迁作《夷吾传》，专攻其失。如桓公实怒少姬袭蔡，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之不入；桓公实伐山戎，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皆探其心而深排之，然则后人何所取信哉？吾始亦疑之，读孔、孟之书，而后知孔子虽以仲为器小，为不知礼，然未尝不称其功，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，且有「吾其左衽」之叹，其称之如此。至孟子则不然，曰：「管仲，曾西所不为，而子为我愿之乎」！诛绝之辞，略不少贷。孔、孟岂有异旨哉？盖仲于周衰之际，纠合诸侯，攘却外裔，有大功焉。孔子与丘明实受其赐，不得不称其功也。及孟子时，去管仲已远，迁之世，相去又益远，仲之泽已竭，而其过昭然不可掩矣。正其罪而诛绝之，其理固如此也。虽然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美桓公之盛，而管仲不见于经，岂非桓公尊贤之诚，可以引之当道，而仲以区区智术而小之，此固圣人之所贬也。噫！仲真器小，圣人之言真足尽其生平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