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治天下之道，不可以溺于卑，亦不可以过于高。自三代而后，类皆趋近效而无远图，以为吾纪纲粗张，法度粗修，民生粗安，斯亦足矣，岂必建宏远之规模而成帝王之极功乎，是之谓溺于卑。间有英锐之主，谓治效不当如是之琐琐也，乃慕高远，求诸上古，必欲荡荡巍巍之治复见于今。志则大矣，而其效邈然，是之谓过于高。夫溺于卑者，固不足论，而过于高者，徒劳无益。斟酌二者而求乎至当，其惟一代之家法乎！自古帝王之兴，必有家法规模于开创之初，持守于太平之日。后世子孙遵而行之，自足以治，岂必慕高远而求诸上古哉。绳祖武者可以安天下，由旧章者可以固王业，纷更高皇之约束，虽嘉唐虞，乐商周，而无益也。得失是非，黑白较然，则当今之务，宜将安取？臣窃以为治要所在，惟我成宪是训是式，则可以不劳而成功矣。在昔五代之际，四海殽乱，民用不宁。上帝悯之，生我艺祖，以神圣英武之资，首攘奸凶，光启洪业，王道废而复兴，人纪乱而复正，规模广大，传之无穷，列圣承之，靡所更改，此我宋帝王之业所以与天无极者也。继自今文子文孙，舍祖宗何法哉？今夫有一家者，乃祖乃父规模于前，为子孙者犹必世守之，况以天下之大，神圣之所建立哉？盖我祖宗之御天下，道德仁义以为之本，法制纪纲以为之具。其更事多，故其烛理明；其为虑远，故其立法密。损益前代，斟酌事宜，根本乎圣心，发挥乎事业，坦然大中至正之道，质诸百圣而不惭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如大禹之有典有则以贻子孙，如文武之有谟有烈以启后人也。圣上缉熙之学，日就月将，固尝御经幄，命儒臣进读宝训，继以正说，所以绳祖武、由旧章者至矣尽矣，臣复何言！而臣闻之李绛曰：「知之不行，无益也。行之不至，无益也」。方宪宗慨想贞观、开元之盛，欲庶几二祖之风烈，而李绛告以斯言，所以勉其君者切矣。故臣愿吾君虽圣性得之，犹复加圣心焉。且臣闻之，有遵法之君，要必有奉法之臣，唱焉而不和则治道阙矣。夫崇宽大而本忠厚，此祖宗之心，圣上之心也，而奉承于下者，未必不失之严刻；裕州县以宽民力，此祖宗之心，圣上之心也，而奉承于下者，未必不厚于取民。其馀庶事，惧或皆然，则大有戾于祖宗之训，是岂吾君之心哉！要必致察于此，使中外臣子罔不惟成宪是守，斯可矣。臣所言者凡十，皆治要也，而以《遵法》冠于篇首，则尤其要者，行之以一，则是九者无所不合，岂不复见祖宗之盛乎！汉魏相以为古今异制，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，数具汉兴以来国家便宜，奏请施行之。相岂不能远取前代？顾以为由汉之治，自足以致治云尔。由是言之，论治道于今日者，奕奚必为过高之说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