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主为治，莫患乎饰治者有馀、而出治者不足也。夫文物者饰治之具，而宽洪者出治之本。自夫本不足而具有馀，是以一时之政虽足以眩耀人之耳目，而大体实伤于冥冥之中。何也？品式之具而根本之戕也，华藻之丽而质朴之亡也，典章之盛而道德之役役也。故善为政者，宁使治本之不立，有如文物之灿然，而宽洪之缺然，则治本亦既不立矣，于治具乎何观？是故古之圣人，以具扶本，不以具胜本；以文辅质，不以文灭质。先立其大者，而后从事于其小者，是以政之成也，有条理而不紊。后世人主，惟务治具之举张，而大本不立，君子奚取焉！吾尝求之天地矣：日月星辰系焉，山川草木丽焉，人以为天地之文，若是然也，而天地曷尝无文，然天地之德不专在于文也，是以《易》于《贲》卦则贵夫「白贲」，而赞乾坤之德者，亦惟曰「大哉乾元」，曰「含洪光大」而已矣。人君出而经理天下，岂能不从事于文物，而索天下于枯槁之域也哉！顾唐、虞、三代之君，所以存心、所以抚物及人者，必有出于文物之表，而不从倚办于文物，何也？本大则末必蹶，华盛则实必衰，文之綦则德之凉也。是故临简御宽者，皆圣人体天地之量；而以严束下，以慧察物者，必非进德之阶。彼狭隘褊急者，非不知为君之道不应尔也，然冒而为之、有所不顾者，盖其溺心于刑政之末，常虞人臣之欺己，是以逞聪明而役智虑，务以察见臣下之情。夫岂知为君之道，不难于使人臣之不敢欺，而难于使人臣之不忍欺。万几之夥，千官亿丑之众，岂一人聪明智虑之所能固？有所及必有所不及。自其有所及，是以有文物之可述；自其有所不及，则宽洪之量欲进于常王之域，毋乃大有径庭乎！君子是以为显宗喜而亦为显宗不满也。且以治具之綦大者，不过数端而已：制度也，时令也，养老而乞言也，崇儒而重道也，厚本而劝农也。今也帝皆能之，可覆而按也。定南北郊之冠冕车服制度，则永平元年也；亲幸辟雍，尊事三老，兄事五更，则永平二年也；亲耕藉田，以祈农事，则永平四年之诏也；开立学校，置五经师，则永平九年之诏也。洋洋乎诗书之盛，彬彬乎文学之盛，孰谓永平之政非一时之至治乎？然刑理善而德化之不闻，法令明而度量之不广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，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，以万乘之尊而自以杖撞郎，其与帝尧容四凶而不诛，周人容饮酒而不杀者，不亦大相远邪！是以朝廷莫不悚慄，争为严切以避诛责，而以苛刻为俗。百官无相亲之心，吏人无雍雍之志。至于感逆和气，以致天灾，有如钟离意之言者，信有之矣。宋均亦以慧察为言。岂非文物有馀而宽洪不足乎？向使帝循高文之家法，以宽仁为心，以洪大为度，毋狃其南阳之对以为能，则永平之政岂止于今日之所观！后之有为治之志者，请以显宗为法；无容人之量者，请以显宗为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