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问曰：文中子称七制之主有大功，而不言其德者，何也？曰：考论人物，要当循其世变而观之，不可以一律例也。评后世之人物，一绳以帝王之盛德，则自秦汉以下殆无全人矣。寒暑之推移，天不能以常春；晦明之递迁，日不能以常昼。时乎皆唐、虞、三代也，君心退藏于道德之密，民俗优游于德化之中，固不容专以功名也。柰之何秦人挈宇宙而鼎镬之，生民之无聊甚矣。当是时也，苟有君人出而拯之于水火之中，措之衽席之上，而子子孙孙，第第相承，又皆有以覆护培植之，使其父子兄弟得以相保相安于闾里之间，若是而犹曰无功，可不可耶？若是而犹欲辨其德而掩其功，是亦不恕而已矣。吾尝考古今之变，斯民之不幸莫秦季若也。长城筑愁，阿房筑怨，左阱右擭，前桁后杨，盖容身而无所也。高皇代虐以宽，易暴以仁，除苛解娆，剔荒濯秽，向之桎梏者今俄而枕簟矣，向之枵腹者今俄而饘粥矣，向之相刃者今俄而骨肉矣，此其功直与天地等矣。加以文帝以仁柔而驯之，武帝以经术而兴，三精雾塞，吾赤子复罹荼毒之苦，光皇烟赤帝之灰而复燃之，援民于浊淖之中，而饮以清泠之水，斯民复知有汉矣。继以明帝之政平讼理，章帝之宽厚长者，而汉脉遂寿于四百年之永。虽以奸雄之操，睥睨汉鼎，终垂涎而不敢挈者，民之戴汉旧矣。君子考论汉家之治，谓非七制之功可乎？然仲淹终不敢许七制以德而止于功者，其意微矣。古者帝王，其于治心修性之学，盖深讲而详究之，故其措诸治者醇白无疵，则其于德无愧矣。乃若高皇之学，固于德不据焉。武帝之伪，宣帝之刻，光武明帝之察察，皆于德不足焉。惟文帝、章帝之宽，仅足以言德，而一则不能容手足之爱，一则不能禁奸臣之横，无乃功有馀而德不足邪！仲淹取其所长，略其所短，喜其所长，而奚暇责其德之全？盖深悯夫世俗之变而道德之日以薄者如此也。况乎仲淹之生，值李唐之未兴，念民生之憔悴，未有甚于斯时也，故其著书深有取于汉之七制，若有慨慕不足之意。向使仲淹生于唐、虞、三代之时，岂复知有七制之功也哉！吁，爝火遇夜而有功，桔槔遇旱而有功，七制遇暴秦而有功，仲淹方颂其功而悼其时之已非古，故未暇辨其德而贬其德之不如古。吁！考仲淹之论，可谓忠厚之至，究仲淹之心，其亦有感也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