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书契之兴，代有注记，后圣有作，而言动之记分矣。自当时之诸侯，国各有史，一话一言，罔不毕载。故四方之志，外史掌之。天子之言动，天下之几也；诸侯之言动，一国之几也。合诸侯之言动，亦足以观天下之变焉。有源有流，不可遗也。昔者孔子适周观礼，晚而有述焉。上古之初，不可详已，著其变之大者，《易》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。至于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定其深切著明者为百篇。盖尝欲备三代损益之礼以待后圣，是故之杞之宋，而典礼无复存者，故孔子屡叹之。周封二王之后，使各修先代之礼物，庶几后世有考焉，夫岂知其至此极哉！于是始定《周礼》，又删取周家之《诗》以具其兴亡，而列国之风化系焉。然后古书之存者无所复用矣。初，周室东迁而霸道兴，当孔子时，天下邦君犹知有王而弗克事也，故孔子有东周之志焉。鲁，周之宗国也，孔子尝三得其几矣。鲁用天子之礼乐，非周公之心也，盖孔子欲举而还周而不克。二都之不便于鲁久矣，大夫僭则家臣窃，故乐与三家共隳之。孟氏之不隳，非孔子之忧也，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终哉。陈恒弑其君，告诸天子以及方伯而讨之，可以震动天下矣，鲁君不之听，孔子伤其变之不可为也，举其意而寓之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事几之衡石，世变之砥柱也。故《春秋》，《易》之著者也，百王于是取则焉。汉兴九十馀载，司马迁世为史官，定论述之体，为司马氏《史记》。其所存高矣；出意任情，不可法也。史氏之失其源流，自迁始焉。故自麟止以来，上下千五六百年，其变何可胜道，散诸天地之间，学者自为纷纷矣。夫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，文足以发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，治乱兴衰之迹，使来者有稽焉，愈于无史矣；岂可谓史法具于此哉。魏氏之代汉也，得其几而不以其道，变之大者也。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，庸可没乎。孙氏倔强江左，自为一时之雄，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。陈寿之志何取焉。魏实代汉，吾以法纪之。魏之条章法度，晋承之以有天下，于是乎有《书》。其诏若疏也有志，其臣若子也有传，不关事几世变之大者不载，一人之善恶不足载也。蜀实有纪，其体如传，条章不为书也，诏疏不为志也，未成其为天下也。志曰《汉略》，悲其君臣之志也。吴与蜀同，彼是不嫌同体也；志曰《吴略》，著其自立也。合而附之《魏书》，天下不可无正也。魏终不足以正天下，于是为《三国纪年》终焉。呜呼！汉之有魏，魏之有晋，晋之有五胡，读吾书者可知之矣！

宗室。外戚。名儒。文士。近臣。刺史。太守。名将。猛将。高士。列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