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昔孔子论商周之损益，而曰「百世可知」，又曰「王天下有三重焉」，是以惓惓于三代之礼以俟后圣，而惜三代之不足證也。而汉儒因谓百王之道以此三者，忠、质、文之说未之前闻也。天下既已趋于文矣，而欲反之以忠，是挟山超海之类也。循环之说，又不知果何所据乎！使忠、质、文果可循环而用，则童子轮指而数之足矣，百代之损益不待圣人而后知也。汉宜用夏之忠，当时之论固如此，魏、晋盍不用商之质乎？魏晋不足以当天运，则唐宜当之，太宗乃用礼乐文华以致贞观之隆，曾不闻其用质何也？宋兴，宜用文矣，而艺祖皇帝以宽仁质实临抚天下，而士大夫以端简厚重成风，天下以笃厚朴素成俗，嘉祐以后，若近于文矣，而其厚者终不变也，谓之尚文得乎？唐用文而本朝用质，则循环之说盖易置矣。独其有晓然可知者：汉以法付之人者也，唐人法并用者也，本朝则专用人以行法者也。纪纲法度真若有继承之理于其间，夫子之所谓损益者岂在是乎？忠、质、文之循环，直汉儒之陋耳。夫日异而月不同者时也，纪日以成岁者法也。时者天之所为也，法者人之所为也。法立而时不能违，则人谋足以定天命，盖自然之理，而未有知其由来者也。然而三代而下，治日常少，乱日常多，则人谋必有遗憾，而非天命之固然也。近世儒者，谓三代以天理行，汉、唐专是人欲，公、私、义、利，以分数多少为治乱，其说亦不为无据矣；而不悟天理、人欲不可并用也。有公则无私，私则不复有公矣，公私可相附而行，则儒者反破其门户，扃鐍以与人共之，将使时君世主何所执以为一定不易之治乎？圣上之图治切矣，而士风不淳，民俗不变，文法日繁，而治日以远，岂一代之所尚不定，而其效必至此乎？今将听时变之所自为，则其弊当何若？立人谋以定其归，则其道当何先？愿与诸君即孔子所谓「百世可知」之法而推之，则天人之际，治乱之数，其必有可言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