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昔者夏商之衰，天下之法尝弊矣，一圣人起而易之，而大纲无以异于夏商之初，无俟乎多言也。及周之衰，文弊既极，华靡淫浮，变而为权谋谲诈，天下皆知患苦之，而莫知其所以变之之方也。老氏独以为有道德而后有仁义，有仁义而后有礼乐，凡其华靡淫浮，权谋谲诈，皆出于礼乐之流也。使无仁义，安有礼乐，使无礼乐，安有此弊哉！故欲尽去之，而与斯民共反其朴，一切安于所固有，而无事乎外慕。宫室不取乎崇深，器用不取乎简便，迫而后动，不得已而后起，此人心之真，道德之至，而老聃氏所以为天下之道也。列庄申明其说，而世徒指以为虚无之学者，殆见其浅耳。然微周之弊，聃之思虑宜不如是之深也。孔子亦既言之矣：「礼与其奢也宁俭，丧与其易也宁戚」；「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，如用之，则从先进」。其说几近于聃，而《礼运》所论大同、小康，则纯聃之说也。春秋之末，夫子老死而不用于世，世之贤人君子，念周之弊不可复救，乃以为虞夏之道，不大望于民，不求备于法，商周既极其备，则爵赏刑罚之穷固其势也。东野毕穷其马力，而颜子知其必败，然则周公之思虑亦不能自异于毕欤。夫人道之统纪固欲其备也，先时而求备则不可，及其时而欲使有遗意，以求其无弊，则人心之私亦可以防天运之公欤？农墨欲以敦本而御世，申、韩欲以核实而救时，是皆周末忧世君子之所为，而非欲为是异端以分裂圣人之道也。然则周之弊果不可救，而天下之说果不可一欤？秦以刑法而整齐之，而卒以自亡其国。汉兴，以宽大重厚而得之，以清净无为而守之，所谓「齐、鲁言人人殊」者，盖甚厌之而不用也。孝文以后，儒者始推言夏尚忠，商尚质，周尚文，其说果何所本？而董仲舒以为百王之用以此三者，今宜用夏之忠；而武帝卒弊于文，亦既有验而可考欤？及唐之兴，越前代而上承汉统，宜以敦朴为先，而太宗乃用文华礼乐以致贞观之隆，岂其将以革夷虏荒陋之弊，而忠质不得而先欤？然五代既荒陋矣，本朝复以宽大重厚而革之，何也？今天下之习日趋于轻浮变诈矣，老聃之思虑，孔氏之遗法，周末忧世之君子，各致其说以救时弊者，可以区别而用之欤？三代之所尚，当何所从欤？汉唐之始末，当何所取欤？今天下之能言治道者独少于古，此又何景欤？愿从诸君而质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