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自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而治道于是乎始立，更夏、商、周而忠、质、文之用始备。儒者之言治，不能易于此矣。孔氏修之为经，以待后世之有考也。大学之道，治国平天下必本于正心诚意，而子思之论为天下国家其经有九，若既多事矣，然而卒曰「笃恭而天下平」，又何其简也。孟子言王道，本之以农桑，而鸡豚狗彘之微，材木鱼鳖之用，往往无所不及；至于言经界、谷禄，其事为尤详。治道之难若此，而其极卒归于「修身而天下平」，「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」耳。岂圣人之道，修诸身、达诸法制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欤？老聃氏以清净为治道之真，而庄周申明其说，则以为九变而后王道可言，亦无怪乎儒者之多事也。秦以刑名齐天下，汉氏易之以宽厚，宜本于儒者之道矣，而所谓「齐、鲁诸儒言人人殊」者，虽曹参犹知厌之，而况于轻儒嫚骂之主乎！盖公之清净，不独行于齐矣，则文帝之躬行元默以移风俗，非有取于笃恭而天下平之论也。然天下之浮靡未能尽去，而贾生则曰「是不定经制之过也」。武帝用儒，而文章礼乐灿然可观，然天下自此多事矣。汲黯则归咎于多欲，申公则谓其不能力行，而董生又曰「是不知务教化之过也」。宣帝起自闾阎，知吏道之病民，故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而天下治；凡儒者多端之说，一切置之而无所惑也。然王政之不纯，礼教之不兴，则王吉又以为病。治天下当若何而可望三代之盛邪？自汉氏之东，以迄于魏、晋、隋、唐，其间愿治之主，有志之臣，不能易此数者而为治，而儒者之论亦不能易诸人之说也。而百年之间，其论独不然。其一曰：「自汉以来，儒者皆未闻道，故天地之文不备，而感通之理不著；诚得其道，则足以斡旋天地，运动古今，此精神心术之妙，而明智之君不亲尝之而不信也」。其一曰：「道揆、法守，本一理也，仁心、仁闻不达诸政，则有体而无用，本末舛而天人之道阙矣。井田、封建、肉刑、学校，三代圣人所以达其精神心术之用也，旁搜博考，以求复先王之旧，非若后世之役役于事为之末矣」。此其说皆汉、唐之所无，推之三代，宜有合也。而世之曲儒末学，后生小子，窃闻其说而诵习之，讪侮前辈以为不足法，蔑视一世才智之士，以为醉生梦死而不自觉。推此道也，则长幼能否方不安其分，岂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乎？由前之说，未可用也，古今时变，方失其宜，岂能遽以周礼而敌天命乎？由后之说，未可用也，圣主以聪明睿智之资，卓然有见于诸儒之表，是非邪正，如判黑白，方以天下未易治为病，则感通之理果可信乎？二十年间，厉精政事，无利之不兴，无害之不除，虽未能一举以复先王之旧，而彰法度以存公道，相时宜以立民极，而天下之人方各弃所守以要其上，则道法岂不离而为二乎？故才智之士始得奋其说，以为治天下贵乎实耳：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朝行暮效，安用夫大而无当、高而未易行之说哉？然则汉武之旧，宣帝之政，果不可易也，儒者徒自苦耳。愿从诸君质其所安，以破千载之惑，或者乙夜之览有取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