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者官以授德，事以使能，禄以报劳，地以赏功，斯四者天地之常经，帝王之大法，同出异用而不可杂者也。当是时，四十而仕，七十而归，流品不分而自清，奔竞不禁而自止。凡后世之所患苦，而明君贤相随处而随弊者，独不烦当时之虑。盖立制之初固如此也。自秦尽扫先王之典，而立为一切之制，汉方明简易以随时宜：官以禄为差，而为上者无以自别于军吏；爵以级为等，而有赀者得以自附于武功。其后虽更易不常，而混淆愈甚。魏、晋、南、北大略可睹矣。唐兴，官有定品，职有常司，又有勋官之格，其制盖亦稍近于古，自当时固已有员外、检校、试、摄、判、知之名，则安得而不混淆哉！秦之遗波馀毒，历百世而未尝不在也。本朝之制，大抵尚循唐旧，盖六世而天下病之。神宗皇帝大正文武之官以幸天下，可以为一代之良法矣，循至今日，则有可论者：阶官，则升改于荐削而叙进于年劳；列职，则平进于资格而躐用于堂除；禄，则视其品之崇庳而随所涖之厚薄；地，则立五等之虚封而为郊祀之常典；文武之贴职，则又以均出入之劳而不必其真有功也；至于功劳之大小，一切以官赏之，盖虽天子之师傅不能以靳于立功之武夫。此尚可久而不变乎？荐举、磨勘之弊，若之何而可革？资格、堂除之法，若之何而可久？汉之增秩，可仿而行乎？唐之勋官，可复而用乎？今将姑从祖宗之初乎？其当渐复三代之旧乎？增损盈虚，与时偕行，其必有可论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