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兴，公卿多用军吏，执持法度，终始一律。武帝好儒雅，公孙弘始自海濒而登宰相，人主得以肆其所欲为，而天下弊矣。宣帝起于闾阎，具知民间疾苦，即位尤留意民事，常严二千石之选，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，而黄霸等为相，功名大抵减治郡时。岂宰相固有大体，非良吏之所能尽知邪？朱博治郡，文学儒吏时有奏记，则曰：「太守汉吏，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，亡柰生所言圣人道何也。且持此道归，尧舜君出，为陈说之」。为天下而相博等，其视治道为何等事？不幸而国家有变，欲其伏节死义，难矣。然则汉法二千石高第为御史大夫，任职者为丞相，是果不可易之良法邪？光武中兴，独卓茂以密令为太傅，自是之后，宰相多用儒雅，功名往往非前汉比。较其得失，其将孰从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