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科以取士，而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。夫决科之士满天下，岂必皆常才，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，独制举得以擅其名者，岂古之贤君，其待天下之士如是其薄哉，彼其以一身临王公士民之上，其于天下之故，常惧其有阙也，自公卿等而下之，以至于郡县之小官，科目之一士，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；然犹惧其有怀之不尽也，故设为制举以诏山林朴直之士，使之极言当世之故，而期之以非常之才。彼其受是名也，宜可以自异于等夷，则亦将尽吐其蕴，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，一切为吾君言之，以报其非常之知焉。然后人主可以尽闻其所不闻，恐惧脩省，以无负天下之望。则古之贤君为是设科以待非常之才者，其求言之意可谓切矣，岂徒为是区别而已哉！五季之际，天下乏才甚矣。艺祖一兴，而设制科以待来者，至使草泽得以自举，而不中第者，犹命之以官。以艺祖之规模恢廓，固非饰法度以事美观，诚得夫古者设制科之本意，而求言之心不胜其汲汲也。虽当时才智之士，其所见不能有补于圣明，历太宗、真宗而涵养天下之日既久，及天圣间，仁宗再复制科，而富韩公首应焉。其后异人辈出，仁宗既用以自辅，而其馀者犹为三代子孙之用。及熙宁之初，孔文仲、吕陶犹能极论新法，以伸天下敢言之气。虽制科卒以此罢，艺祖之规模宏廓，其所庇赖后人多矣，而仁宗实当其盛时也。元祐既复之，而绍圣以后又罢之。及上皇中兴，首设制举以行艺祖之志，而士病于记问，莫有应者。肆我主上，切于求言，而略于记问，士始奋然以应上之求。其于国家之大略，当世之大计，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虚伫以待者，固将无所不闻矣。而执事方以董仲舒、刘蕡所对之缓急，而论者皆有遗憾发于问目，岂将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！夫言之难也久矣。要之，以其君为心，则其言之缓急无不当于时也。汉武帝，英明愿治之主也，负其雄才大略，欲挈还三代之盛，而汉家制度之变亦其时矣。仲舒以为汉杂伯道以维持未安之天下，天下既安而教化犹未纯也，劝帝以更化，而更革之际岂可任意而为之哉，天人相兴之际甚可畏，故缓其言，使武帝舒徐容与，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当先者，岂敢以一毫奋厉之气而激武帝之雄心哉。仲舒之言虽缓而实切于时者，以武帝为心也，夫岂计其合不合哉！异时固已甘心于胶西矣。唐文宗，恭俭少决之主也，乘主威不振之后，欲有所为而辄复畏缩，而北司之患至是盖亦极矣。蕡以为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失柄于北司，元和之痛，臣子不可一朝安也，劝帝声其罪而讨之；而断决之际，岂可以阴谋而自陷于不直哉。社稷之大计非小故，故蕡急其言，使文宗奋厉果敢，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，岂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。蕡之言虽急而实审于时者，以文宗为心也，夫岂计其第不第哉！彼其见黜固宜矣，而恨文宗之不一见也。论者病仲舒之不切，而咎蕡之疏直，是殆未知其心耳。夫当世之务亦多矣，必其以君为心，然后其言之缓急当于时。言之缓急当于时，而后不负于国家非常之求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