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重变法，而变文犹非变法所当先也。天下之士，岂不欲自为文哉，举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，则人各有心，未必以吾言为然也。然不然之言交发并至，而论者始纷纷矣。纷纷之论既兴，则一人之力决不能以胜众多之口，此古人所以重变法，而尤重于变文也。然则文之弊终不可变乎？均是变也，审所先后而已矣。夫文弊之极，自古岂有踰于五代之际哉：卑陋萎弱，其可厌甚矣。艺祖一兴，而恢廓磊落，不事文墨，以振起天下之士气；而科举之文，一切听其所自为，有司以一时尺度律而取之，未尝变其格也。其后柳仲涂以当世大儒，从事古学，卒不能麾天下以从己；及杨大年、刘子仪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，则天下靡然从之，谓之昆体。穆脩、张景专以古文相高，而不为骈俪之语，则亦不过与苏子美兄弟唱和于寂寞之滨而已。故天圣间，朝廷盖知厌之，而天下之士亦终未能从也。其后欧阳公与尹师鲁之徒，古学既盛，祖宗之涵养天下，至是盖七八十年矣。故庆历间，天子慨然下诏书，风厉学者以近古，天下之士亦翕然丕变以称上意。于是胡翼之、孙复、石介以经术来居太学，而李泰伯、梅尧臣辈又以文墨议论游泳于其中，而士始得师矣。当是时，学校未有课试之法也，士之来者，至接屋以居而不倦，太学之盛盖极于此矣。乘士气方奋之际，虽取三代两汉之文，立为科举取士之格，奚患其不从，此则变文之时也。艺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。然当时诸公，变其体而不变其格，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经术。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，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间而行其说于熙宁也。经术造士之意非不美，而新学、《字说》何为者哉！学校课试之法非不善，而月书、季考何为者哉！当是时，士之通于经术者，神宗作成之功，而非尽出于法也。及司马温公起相元祐，尽复祖宗之故，而不能参以熙宁经术造士之意、取其学校课试之大略，徒取快于一时而已。则夫士之工于词章者，皆祖宗涵养之馀，而非必尽出于法也。绍圣、元符以后，号为绍述熙、丰，亦非复其旧矣，士皆肤浅于经而烂熟于文，其间可胜道哉！中兴以来，参以诗赋经术，以涵养天下之士气，又立太学以耸动四方之观听，故士之有文章者、德行者、深于经理者、明于古今者，莫不各得以自奋，盖亦可谓盛矣。然心志既舒则易以纵弛，议论无择则易以浮浅，凡其弊有如明问所云者，固其势之所必至也。议者思所以变之，其意非不美矣；而其事则艺祖之所难，而嘉祐之所未及也。夫三年课试之文，四方场屋之所系，此岂可以一朝而变乎。然学校之士，于经则敢为异说而不疑，于文则肆为浮论而不顾其源，渐不可长。此则长贰之责，而主文衡者当示以好恶，而不在法也。昔庆历有胡翼之学法，熙宁有王文公学法，元祐有程正叔学法。今当请诸朝廷，参取而用之，不专于月书、季考，以作成太学之士，以为四方之表仪，则祖宗之旧可以渐复，岂必遽变其文格以惊动之哉！古人重变法，而尤重于变文，则必有深意矣。不识执事以为如何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