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才之在天下，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，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。夫士之怀才以自见于世，常虑夫人君之不我用。君既知而用之矣，同列之人相与媢其长而媒孽其短，周旋四顾，无与共此乐者，其何以泰然于进退之际哉！此自古乘时有为之士，而犹怀不尽之叹，以公论常不出于同列故也。房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徵、王圭，其于唐室之兴，太宗固已无所不尽其用矣。而诸公亦奋然并见其才，而无相媢之意，虽至于廷论之际，辨其所长，如数黑白，则诸公岂不各以自慰哉！王圭确论如何，于是始有可论者。夫宠利所在，至可畏也；功名之际，至难居也。君臣上下相与共乐之，而无异同疑间之论，则为可愿耳。汉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，固非一人之力，而萧何、韩信、张良盖杰然于其间。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，于是张良以神仙自脱，萧何以谨畏自保。韩信以盖世之功，进退无以自明，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，而卒不能保其非叛，方且借信以为保身之术。然则人才之获尽其用，乃一身之至忧也，则亦何乐于功名宠利之际哉！故李泌极论李晟马燧于德宗之前，而二臣为之感泣。使泌如张延赏，则晟方欲死而不可论；至于此，则同列之公论岂不甚可乐哉！吾之所长既已暴白于天下，而犹眷眷于同列之公论，固非沾沾自喜之为也。盖同体共事之人，其论易以不公，而人主之听易以入。此自古之所通患，而其来非一日矣。唐太宗之兴也，房玄龄相得于艰难之中，谋谟帷幄以定大业；温彦博盖尝掌其机事，而李靖亦既有功于南方矣。其后天下平定，玄龄相与兴仆起僵，而唐之纪纲法度灿然为之一新；彦博于出纳之间，盖亦具尽其劳；而征伐之责，靖实专之。及魏徵、王圭以雠臣入备谏诤之列，而戴胄亦自小官进用，遂以平天下之法。其先后新故之不同，亦已甚矣。太宗并举而大用之，以究尽其才；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，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。一日，太宗以王圭善人物，使之庭论诸公之才，而圭一二辨数，皆足以尽其长而中其心。彼其同心以济天下之事，至是可以释然而自慰矣。宜其不谋同辞，而皆以为确论也。不然，因诸公已成之业而论之，此何足以为知人、而诸公乐之至此哉，故曰：人才之在天下，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，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。嗟夫！圭之论可谓公，而其心盖亦甚平矣。圭与徵均为诤臣，而忠直剀切，大略亦相当也。人情每蔽于自知，而圭独察其有耻君不及尧舜之心，而自处于激浊扬清之任，辨析毫釐，而明于自知，则其论安得而不公！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。虽然，房玄龄视诸公最为旧故，而唐业之成亦劳矣。以汉高帝之多疑，盖终其身不敢舍萧何而他有所用也。太宗方奋然有运天下豪杰之心，使新进迭用事，而玄龄泰然居之，不以进退自嫌。故诸公得以尽其才，而卒无纷乱法度之忧。夫迭用新进而不害于国家之大体，此萧何、曹参之所难，而圭之论所未及也。岂玄龄固乐诸公之并己，而非圭之所可察乎！此玄龄所以为宗臣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