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中国定中国，以夷狄攻夷狄，古之道也。借夷狄以平中国，此天下之末策，生民之大患，而究其本原，乃出于明君贤臣者，盖其事变迫于前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姑以权一时之宜，未暇为天下后世虑也。然其积也既深，其来也既远，胶于见闻，而为之益厉，一旦溃乱四出，虽出于百营而莫之能救，是非可叹也欤！故吾尝推原其事，盖肇于唐高祖，成于郭子仪，而极于桑维翰。或难于创业而资为声援，或急于中兴而用为辅翼，或迫于拒命而倚为先驱，皆所以权宜济变，而速一时之功，虽能快中心之所欲，而后世之被其患盖有不可胜道者，此所谓虑不及远也。且昔者汉高帝尝创业矣：倡义草莽，无置锥之地，虽纠合徒众以破强秦，而百战百败，危窘于项籍者数矣；然高帝之气曾不少慑，合罢敝之卒，据形势，收英雄，卒困项籍而亡之，未尝资夷狄之声援也。隋炀之暴，遍流于天下，天下之人，皆苦其刑而厌其秽德，惟恐其不速亡也，苟能反其道，虽徒手可以亡之，而况太原之众乎！故夫资夷狄之声援者，唐高祖之罪也。汉光武尝中兴矣：起自徒步，无素合之众。虽奋力鼓勇以破寻邑，而群盗蜂起，几见蹙于河北之盗矣；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，因思汉之民，运筹略，驱诸将，卒举群盗而平之，未尝用夷狄之辅翼也。安史之恶彰闻于天下，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，未尝一日忘之也，苟能顺其势，虽尺箠可以夷之，而况灵武之众乎！故夫用夷狄之辅翼者，是郭子仪之罪也。至于拒命者，虽忠臣义士之所必不为，而古之人盖亦有因时而为之者，孙权是也。曹公乘举荆之势，率八十万之众，直造长江，挟天子之令，以责其贡之不入，此其大势未易与敌也；权壮勇敢为，遽命周瑜往禦之，运奇奋巧，大败其众，虽遏其敌不能遂兼天下，而常以江东之众与中国抗衡，非有待乎夷狄为之先驱也。潞王以非姓而继大统，淫秽暴虐，天下所明知也。张敬达以庸琐之才，统兵以攻石敬瑭，其势未足以直曹操之万一也，为维翰计者，当一举太原之众，运奇奋巧以破敬达，乃急下太行，抵怀孟，塞虎牢，示天下以形势，檄诸镇而犄角，则区区之唐亦何足灭哉！此则磊磊落落，千载一时之功也，何至于北面夷狄，请救以示弱哉！北面犹可也，复割卢龙以遗之，使夷狄有轻中国之心，长驱径入，习以为常。原情定罪，维翰可胜诛哉！故自汉以来，夷狄之犯边者盖亦有之矣，西不过雁门定襄，东不过渔阳上谷，未有长驱深入者也。自唐始有之。故虽太宗盛时，颉利之兵直次渭水，其后径犯长安者代不绝也。盖自唐高祖而降，急于有功，求其为援，使之得骋志于中州。彼其乐中州之繁华而谓其易与也，故常心吞而气蹙之，是以长驱深入无所顾惮，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，至于今犹未已也。或曰：「五胡乱华，自晋有之，岂惟唐哉」？曰：五胡乱华，胡之在中原者也。越塞而犯中原者，唐始有之。吾恶中原之乱于夷狄，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。然此三人者，特欲速一时之功，亦不知祸患之至于此极。使其诚知之，则彼亦安肯为之哉，由是观之，举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。余于是时盖年十八九矣，而胸中多事已如此，宜其不易平也。政使得如其志，后将何以继之！独曹公一论，为之反复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