往时广汉张敬夫、东莱吕伯恭，于天下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，而世亦以是推之，虽前一辈亦心知其莫能先也。余犹及见二人者，听其讲论，亦稍详其精深纡馀，若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。而世所谓阴阳卜筮，书画伎术，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，皆斥去弗顾，若将浼我者。晚得从新安朱元晦游，见其论古圣贤之用心，平易简直，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、流俗相传、既已入于人心而未易解之说，以径趋圣贤心地而发挥其妙，以与一世人共之。其不得见于世，则圣贤之命脉犹在，而人心终有时而开明也。其于经文，稍不平易简直则置而不论，以为是非圣贤之本旨，若欲刊而去之者。余为之感慨于天地之大义，而抱大不满于秦、汉以来诸君子，思欲解其沈痼以从新安之志，而未能也。然而于阴阳卜筮，书画伎术，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，皆存而信之，乃与张、吕异。其于郭叔瞻之能，尤爱而喜之不厌。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，抑世所谓画师之能，皆未能窥叔瞻之心地而不可弃乎！故余于叔瞻无旧故，而为诸公道其所长不容已，亦因以见秦汉以来诸君子犹烦新安之刮剔，而后圣贤之心事可得而尽白也。叔瞻力求余跋，因叙其本末如此，试以呈似新安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