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事，惟圣人为能作始，又能善后。苟非圣人，而曰我能作始，又能善后者，非狂则诬也。《传》曰：「其作始也简，则其将毕也必巨」。师、商之失，其作始者也，故简；文、宣其将毕者也，故巨。巨则巨矣，而仅能善其后，未为已甚。吾观周之季以弱政济弱势，秦之季以强政济强势，未尝不怪其陨越之晚。何者？强弱之弊，前未有若是其已甚者也。甚则如之何？权焉而已矣。权则如之何？称焉而已矣。故治天下之患，莫大于使人亲而不尊，亲而不尊则狎；尤莫大于使人尊而不亲，尊而不亲则孤。周自夷王下堂之后，靡靡乎日趋于弱矣，而其子孙鲜知以猛政济焉，甚者行一切之令，以偷一时之安，故其末流，诸侯恣行，至于坐召天子而不顾，是谓狎。秦自孝公变法之后，凛凛乎日趋于强矣，而其子孙莫知以宽政济焉，甚者行三夷之诛，以快一时之怒，故其末流，奸臣卖国，至于矫诏杀其太子而无救，是谓孤。方其未也，天下之于周也，如婴儿之于父于母于乳保也，至相亲也，不知狎之患生，则亲失其为亲。其于秦也，如人之于天于神于雷霆也，至相尊也，不知孤之患，则尊失其尊焉。圣人之治天下，不徒使人亲也，不徒使人尊也，曰必其交相称焉而后可。不然，则狎与孤之道也。其始狎也，天子之见诸侯，不过下堂而已矣，未甚屈也，甚则诸侯得以坐召焉。其始孤也，始皇之斥太子，不过使监军而已矣，未甚害也，甚则奸臣得以矫杀焉。呜乎悲夫！晋文公，周之臣也；扶苏，始皇之子也。以臣之卑而敢以私故召其君，以子之亲而不敢以死故请于父，强弱之弊，前岂有若是其甚者哉！盖尝论周之弱，始于夷王之下堂，而其弊至于河阳之狩。盖所谓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者也。而世举曰：周以东迁削。汝谓夷王自侮如此，不东迁不削乎？秦之强始于孝公，欲令行于其臣与民，而其弊至于扶苏之祸。盖所谓言悖而出，亦悖而入者也。而世举曰：秦以穷兵亡。汝谓孝公悖而出如此，不穷兵不亡乎？虽然，亦有轻重焉，未可例论之也。周失之弱，不过见侮于诸侯尔，未得罪于民；秦失之强，民斯疾视之矣。未得罪于民，则难拔，民疾视之，则易摇，盖其势然也。加之夷王之后，又幸而有宣王者出而振之，故其末流虽不免于削，犹缓也。秦则不然，孝公已强矣，继之以惠王，又继之以始皇，皆抱薪救火者也，故其亡也亟。假设宣王之后，时得一贤君如宣者出，孝公之后，时得一贤君如汉文者出而剂量之，则诸侯虽有侮我者，要不过吴王之类；奸臣虽有悖我者，要不过王成之类也而止尔。周岂至若是靡，秦岂至若是烈哉！故吾尝谓：欲惩周秦之弊，必自文、宣始。且文之自侮也已甚，特未下堂；宣之悖出也已甚，特未惨夷尔。故吴王之侮之也已甚，特未坐召；王成之悖而入也亦已甚，特未矫诏尔。虽然，涓涓不已，终成江河。假设文、宣不能巧持于末，则汉之为汉，乌保其不周、秦耶！虽然，与其巧持于末，不若拙戒于初。故吾又谓欲惩文、宣之弊，必自师、商始。师之过于道，商之不及于道，其间不能以寸，而孔子斥言之，若其失有不胜讳然，意者逆数其末流之弊，必至于周、秦也夫！而世未有推之者，虽推之未有悉之者。呜呼！不有吾论，则方其师、商也，安知其后不周、秦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