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人未尝废武备，而后世之为将者至于用诈，此天渊之不相及，冰炭之不相入也。自宋襄公、成安君以好行仁义、不达其道致败，而后人惩创之者亦不达其道，遂谓古道不可复行于今。是岂真不可行哉！夫道一而已矣。孔子曰：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」。君子于武事每求诸义，每喻于义，得义之趣。小人于武事每求诸利，每喻于利，得利之趣。君子之兵，岂若宋襄、成安之为哉？且彼二君岂真得仁义之道而用之哉？由道而行，何往弗利。风后之《握奇》，武侯之八阵，未尝用诈也。自司马懿莫之能当，而况于馀乎？马隆、李靖皆得正兵之法，皆规八阵而用之，皆根本乎黄帝丘井之制。二子之为将，皆古今名将之所畏仰，然则正兵何畏乎大敌？岂正道独可行于古，而不可行于今乎？岂正道独可行于平时，而不可行于战陈乎？正道之足以倚办如此，足以致效如此。而小人志不在道，不得道义之趣，苟于目前之利，遂至于诈。古志谓言不必信，谓义在于变，不可固也。小人直狙诈而已矣。以诈而胜，既胜之后，其祸方长。求其如古者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，不可得也。求其折冲千里之外，还师衽席之上，不可得也。自周衰，道义不明，义利杂施，以诈术相鱼肉，可痛可念。又自汉以来，文武之道益离。士大夫往往耻于言兵，而狙诈狠暴之徒始得以攘臂于其间，益肆其毒。权谋益张，忠信益泯，良心益斲丧，几于磨灭矣。相陵相诈相篡贼之风何时而已？有志于善世之君子，安得不精究乎风后之《握奇》、武侯之八陈也？

汉高曰：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」？不知猛士安能守四方。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；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。韩信、彭越、黥布非不猛，反以起乱。夫武备不可已，而非所尚也。虎贲虎士，所以行吾之德威也。礼乐刑政，有一不于德，则人必有不心服者矣，是为祸基。自汉以来，诸将多以智勇，勇智如成汤斯善，如后世则非道矣。岂有不以其道而能安能治者乎？诸葛之八陈、李靖之正兵，略近古矣。

岳飞用兵，有胜而无败。闻其欲有所举也，必尽召诸统制官环坐饮食之，而与之谋。先谋夫敌之所以败我者至于六七，备谋详虑，竭智其攻，而终于无败也，乃行。故飞每战无败。

今之枢密元帅即古之大司马，必得夫大公无私、大智无我、大勇无动之人而任之，庶乎可以为吾民之司命。用不仁者为帅，侥倖成功，其祸方长。魏之司马、晋之刘裕，其事可考。

盖尝窃笑世有御将之说，说者每难之。讲其说者辄归诸术，且曰：「惟英雄之主善御将」。呜呼！既曰御将矣，安得有善，岂不危哉！唐虞三代之君不御将，将未尝为乱。后世以术御将，术易穷，将多乱。盖后世不用贤将，而用智将、勇将。后世所谓智不本于正，率出于术。用任术徒勇之将，授之以专杀用众之权，是使之为乱也。夫既以使之为乱，又为小术以御之，彼一日觉之，适足激怒。凡曰御将者，皆可笑也。此其患起于儒者不知兵，然世亦或有之，苟得而礼用之，可以措国于泰山之安，奚俟于御将？

古志曰：「天子守在四夷；天子卑，守在诸侯。诸侯守在四邻；诸侯卑，守在四境」。某初疑焉，邈乎其不可以企而及，意或谓时移世异，古道不可行于后欤？厥后忽省而言曰：我爱彼，彼如何不我爱？我敬彼，彼如何不我敬？诚心感通，四夷可使如一家。然而舜诛四凶，周公灭国五十，其不可告语，启谕再三，或于四于五，有大义不可宥，不得已用师，则有法如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