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丑孟秋朔日食，望月食。汲古云：「日月薄食，或谓天之定数，非与」？先生曰：「日食虽因日月交会，而历家亦莫能皆中。历家咸服唐一行之精，而一行所中十仅七八。诸儒泛闻历算每中，不究其详，遂归之定数，此言害道。《大戴记》孔子之言曰：『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』。圣人有国，日月不食，星辰不孛，世罕诵习。不知日月薄食，实关君德。三才一体，元气混全，逮重浊下凝，故轻清上浮。重浊静止而积阴，轻清上浮而生阳。阴阳交而人物生。故曰：『人者，天地之心』。人道乱，则天地之气亦乱。君人者其可不反而求诸己乎？此心本与天地为一，意作而昏，始乱始悖。唐虞三代之时，历年多无日食。至太康失邦，始日食。历家虽谓日月薄食可以术推者，此衰世之术，安能一一皆中」？汲古又问：「《周官》鼓人救日月则诏王鼓。其救日伐鼓，取其有声，以压阴气而充其阳也。如月食亦鼓，岂充阳乎」？先生曰：「此言皆未达乎阴阳之实。人知日之为阳，而《离》为日，不知《篱》阴卦也；知月之为阴，而《坎》为月，不知《坎》阳卦也。以此推之，阴阳之实则一，三才一也。人道悖逆，其气发于上，而为日月之食，则人心恐惧，而鼓于下，其气岂不应乎上？故鼓人救日月，则诏王鼓」。

历家之好为欺罔也，甚哉！不知历者率为其所欺，及知历者又复与之为徒，欲自神其术。故凡为是纷纷名数之浩繁参错者，大抵诡辞饰说，务使人莫之遽解，以自神奇而已矣。独司马迁之《历书》良为简易，特曰大馀小馀而已，而亦不明著其说。至于班固之志《太初历》，何其为欺之甚也。太初立法之疏已不足道，司马迁悟其非，不敢笔之于书，复用古历九百四十分，而固尊称八十一分之善，又从而肆陈其饰说。所谓《太初历》之本法以一日为八十一分，月行凡二十九日，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，复与日会，而为一月。如此言足矣，何必秘其说，而曰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也？二千三百九十二即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之数也。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，弦望晦朔于是乎定尔，又何必复立通法五百九十八也？此犹云可十九年而七闰，初无深秘，乃立为章岁之名，又曰「合天地终数得闰法」。地数于十，天数于九，十九年而七闰耳，何必诡为是强合之说？自此积之，至千五百三十九年而为统，何法之有，又何必言「以闰法乘日法，得统法」？二十七章而为会，三会而为统，初无关乎以闰法乘日法也。秘其本实之说，诡饰偶合之文，所谓章月二百三十五者，十九年之月数耳，殊不必言，何必复立其数？又何必言「五位乘会数得章月」也？所谓会月六千三百四十五者，二十七章之月数耳，亦何必言，又何必曰「以会数乘朔望之会得会月」也？所谓统月万九千三十五，元月五万七千一百五，皆不必言也。所谓章中二百二十八，即十九年之中气除七闰月之无中气者，其数如是耳。所谓统中，即统月之除闰；所谓元中，即元月之除闰。徒为浩繁之数，以助神奇之状。盖不神其术，无以言功于上；功无足言，则名誉不彰，利禄患失。此汉以来历家胸中默符之利心。历法精备，世服《大衍》之为法，其要在乎通法三千四十，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分日之一千六百一十三，则月复与日会，是为一月耳。何必饰而为说，曰「四象之策」？又曰揲法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。揲法之数即二十九日与夫馀分一千六百一十三之数，每一日为分三千四十，即得其数，何奇之有？何揲之有？如曰四四揲之象，夫四分其数而定弦望晦朔，则明曰四分之以定弦望晦朔足矣，何必为是诡饰之辞，不务以明告人，而专务以滋惑人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千四十分度之七百七十九太，如此言周天度分，岂不明白简易？何必易其名曰乾实，又积每度三千四十分而为一百一十一万三百七十九太也？日行不尽天度，岁差三十六分，如此言岁差，又岂不明白简易，又何必变其名曰策实一百一十一万三百四十三也？所谓减法，尤其无谓。所谓九万一千二百者，三十日之数耳。既不合日之行，又不合月之行，乃先布此数，复减朔虚一千四百二十七，是为揲法。一月之数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耳，不必立此数可也。所谓所差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四，即十二月之朔虚一千四百二十七也。朔馀一千六百一十三，其数不可废，至于虚分一千四百二十七，不必言可也，又何必诡其名曰用差，积其虚数至于一万七千一百二十四？若此之类，奚可殚举。自时厥后，诸历迭兴，岂能果有所改作哉！皆不过易「大衍」之分，或以八千四百为日法，以四千四百五十七为朔馀。或以一千三百四十为日法，以七百一十一为朔馀。其数自异，其实即《大衍》之日法。三千四十即「大衍」之朔馀一千六百一十三。诡名饰诈，以欺不知历者，忠信道丧，一至于此！欧阳永叔既知其诡，又备载其诡辞，相与为欺，何也？岂诡辞为文士之常邪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