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言：「舜、傅说、胶鬲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」。此正说孟子之学，而非所以言舜「精一」之学，非傅说「厥德脩，罔觉」之旨也。

孟子谓「伊尹治亦进，乱亦进」，未当伊尹之心，徒以就汤、就桀之迹言之尔。夫伊尹处畎亩之中，乐尧舜之道，虽汤再使人聘之，未为之起，岂「治亦进，乱亦进」意度哉！无非惟义之从尔。

孟子言：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」，「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，无是馁也」。夫人广大与天地同体，惟自乳稚，梏束于气血形骸之中，失其本体之大。孟子既明固有之心，渐复本体之广大，故蔽渐脱，体渐明，广大渐著。孟子明见广大渐著之体，无以名，言之，曰，是殆吾气之浩然者也，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。然而非的也。性体本大，因蔽而小，复因蔽去而大，其实复我本有之大耳，非体有消长也。自人物言之，谓之性；自人物万化莫不由之而言，谓之道；自其絪缊和育发达言之，谓之气；自其万事各有宜，谓之义；自其恻隐，谓之仁；自其恭敬，谓之礼；自其诚实，谓之忠信。其实一物，特所从言之异。非果有纷纷实殊、本不可同之体也。鉴中之气，水中之形，性中之变化，有小有大，有消有长，有动有静，有实有虚，有多有寡，有异有同，变态万状，不可胜穷，而实一性也，一贯也。凡是皆人性所自有，惟众人蔽之，君子明之。其蔽也似无，其明也似有，非众人本无也。

孟子又曰：「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」。道即义，不可言「与」；气即道，亦不可言「配」。孟子谓游圣人之门者难为言，岂亦自觉其言之未能无疵乎？

孟子曰：「养心莫善于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」。且心非有体之物也，有体则有所，有所则可以言存；心本无体，无体则何所存？孟子之言存，乃存意也，存我也，有存焉，有不存焉，非其真者也。人心即道，喜怒哀乐，神用出入，初无体之可执。至虚至明，如水如鉴，寂然而变化，万象尽在其中，无毫发差也。彼昏迷妄肆，颠倒万状，而其寂然无体之道心自若也。道心自若，而自昏自妄也。一日自觉，而后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灵也，未始动摇也。不觉其未始动摇者，而惟执其或存或不存者，是弃真而取伪也。此不可不明辨。

孟子曰：「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」。孟子此论足以开明人心。学者之蔽二，智与故而已。「去智与故，循天之理」，庄周则云。则知孟子之时，智、故两言联称通义，率以为常。故孟子于此始言故，忽继之以智，不患乎人莫之晓。千载之下，时移事改，言语寖差，学者罕言智、故，故莫之晓，不知孟子之时以为常谈。故者，事故；智者，智虑。《易大传》曰：「无思也，无为也」。为即故，思即智。学者之蔽，非思则为，非智则故，言其不出于此，即出于彼，其蔽同，其受病之源同。故学者常言智、故，不以为异，此二者足以尽天下万古学者之蔽矣。此道坦然，不假思索，不劳作为。人性自善，人性自明，人性自具仁义礼智，自具万善，何必他求？何必更思？何必更为？故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」。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何假思为，不属智故。天下之言性者则异于是矣，其所言者，必有故焉，必用智焉。或有利心，心有所欲之谓利。自善性流出，顺达而无阻滞，无支离，则无思也。自仁自义，自礼自智，何故之有？何作为之有？何更以智为？何更以思虑为？然孟子所以恶夫智者，恶其凿也，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涤九川，疏万水，八年于外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其勤劳多事如此，而孟子以为行其所无事者。禹曰：「安汝止」。安汝止者，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不属智故也，虽思而不支，虽为而不离也。是以日应无穷之事，如无一事也。感而遂通，而无思无为也。禹之智如此，虽曰智，犹未尝用智。智有邪正，有小大，有是非，故孟子于此致其议；至于故之为言，则断不可以为性，不必致议。天虽高，星辰虽远，苟求其故，则虽千岁之日南至、北至，善历者可以坐测而筹之，殊不难。惟此乃言性也，非故也，故不可以「故」言之。举天下无逃于智故，是以举天下皆不知性。孟子所以每言必称尧舜者，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，故率以尧舜为不可及，率堕于智故也。

孟子曰：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。学者皆知所以求放心，而不知何者为心，何者为放，何者为求也，不明乎善，不诚其身矣。要先明吾之本心，然后能知放，知放则知求之矣。吾之本心无他妙也，甚简也，甚易也。不损不益，不作不为，感而遂通，以直而动，出乎自然者是也。是心与天地同功用，与四时同变通，喜怒哀乐无不中乎道，则亦更何求也？惟蔽于物而动其心，于是始放而之他矣，故于是贵于求。然人心至于放，鲜有知所以求之者。彼且以为为悖乱、为奸诈、为淫佚、为暴酷者，吾之本心然也。一旦欲使之勿如此，遂有束缚迫急之患，则曰：「殆不若姑纵之，而聊以自适也」。不知此心之放于外，离乎我，而逐乎物者之妄心则然，吾本心何尝如此哉！知吾本心广大虚明，直方刚健，外物举不可入其门，则苟求之固在我矣，亦何惮惟其不知也，故天下之为小人者举不可深罪。人孰不欲为君子，为善人？不知吾心之本善也，不知乍见孺子将入井，其怵惕恻隐之心即吾本心也。不知徐行后长者之心，即吾所自有之良心，亦尧舜之心也。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，或求之，则又苦迫而求之他；既求之他，则无斯须安者，其必至之势也。

孟子谓「志至焉，气次焉」，「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」，「配义与道」，与存心养性之说同。孔子未尝有此论，惟曰忠信笃敬，参前倚衡，未尝分裂本末，未尝循殊名而失一贯之实也。又惟曰「吾有知乎哉」而已，曰「何有于我哉」而已。曰「哀乐相生，正明目而视之，不可得而见也，倾耳而听之，不可得而闻也」而已，曰「志气塞乎天地」而已。盖曰志，曰气，曰义，曰道，曰心，曰性，曰哀，曰乐，曰忠信，曰笃敬，名殊而实一。明者观之，浑然寂然，本不可以名言，圣人因人言而随之言，大旨未尝判裂。此惟内明大通者知之，虽小明而未大通犹蔽斯旨。噫！学者生而习闻人言，如是者谓之志，如是者谓之气，如是者谓之义，如是者谓之道，如是者谓之性，谓之忠信，谓之笃敬，谓之喜怒哀乐，牢不可解。一旦告之未始不一之说，其听必惑，惟自明者自知自信。

孔子言「志气塞乎天地」，志气亦天下之常言，未尝专指言气也，而孟子则专言乎气矣。孔子言塞乎天地，不言曩小而今大。孟子曰：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」，「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」，则言曩小而今大。曩小而今大者，意也，气之实未尝曩小而今大也。孔子曰：「春秋冬夏，风雨霜露，无非教也。神气风霆，风霆流形，庶物露生，无非教也」。或曰天地，或曰神气，或曰气志，或曰人物，一物也，一物而殊称也。或曰孝弟，亦是物也；或曰道义，亦是物也；或曰礼乐，亦是物也。故曰：「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」。又曰：「明则有礼乐，幽则有鬼神」。范围天地者此也，发育万物者此也，安得曩小而今大也？孟子据其所亲历而言，惟睹曩之梏束，诚觉其小，今之开豁，诚见其大；不知浑然一贯之妙，初无形气之殊，人自昏执，人自狭小，其蔽渐释，故觉渐大，其实不然。譬之鉴，有尘翳之，乃失其明，渐去其尘，其明浸广。非本明之有小大，由去尘之有次第也。

孟子曰：「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」，无乃不敬乎？又曰：「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犹是也。君子曰，此亦妄人也已矣，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」？此亦不敬。闻之孝宗亦不以为然。

孟子谓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，此非杨子本心。杨子曰：「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，舍国而隐耕。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；悉天下奉一人，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」。杨非取为我，惟不取不与，各安于无事而已矣。亦老子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意，非大中至正之道。人皆有道心，皆有爱人利物之心，如天地之春，乃变化之神用。而老子、杨子欲绝灭之，是犹未免于意必。

先生谓汲古曰：「孔子言：『操则存，舍则亡。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惟心之谓与』。此说如何」？汲古对曰：「此言人心操则存在此，舍则失之，所以出入无定处。孟子引此说，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」。先生曰：「孔子此言盖谓操持则在此，不操持而舍之，则寂然无所有。忽焉而出，如思念外物外事，则远出，直至于千万里之外，或穷九霄之上，或深及九地之下。又忽焉而入，如在乎吾身之中。然而心无形体，无形体则自然无方所，故曰『莫知其乡』，言实无乡域也。圣人此旨，未尝贵操而贱舍。孟子误认其语，每每有存心之说，又有存神之说，失之矣。使果有所存，则何以为神」？

汲古问：「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。彻者，彻也，盖兼贡、助而通用也。若谓周制畿内用贡法，邦国用助法，何以考之」？先生曰：「郑康成谓周畿内用夏之贡法，邦国用殷之助法，此亦意说，初无證验。虽云据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孟子》，亦不无疑。鲁宣十五年初税亩，言税民夫自开辟零亩之田尔，初不见其为助也。《诗》曰：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」。孟子曰：「惟助为有公田」。由是观之，虽周亦助也，孟子亦不过因《诗》而意之尔。今考《周礼》未见其有助法，然则所谓「雨我公田」者，殆官有閒田之属，役民以耕者作此诗尔。周官化洽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，故《诗》有此先公后私之诚心。役民岁不过三日，互役之以治官田、如合方氏尚同天下之数器度量，而乃行二法乎？况无的然无疑之證？《大田》诗云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」，乃幽王时诗，非侯国之诗，不可以此證侯国之助法（《慈湖先生遗书》卷一四。）。

自「民至」至「有道」二十一字原脱，据四库本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