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》之为书，与天地准，更三圣而后，备学之者，可以无过焉。闳衍微深，蕴奥难见，非博学君子，明阴阳变化之用者，焉能探其妙旨哉！昔王通讲道河汾，推明六经之旨，自谓吾之赞《易》，述而不论。呜呼！通尚然也，弗如者其曰能乎！然考古验今，释其言而解其义者，亦云富矣。京房、丁宽、梁丘、费直之辈，皆博通《易》道，杰然颖出于西都，不幸其文逸亡。其后王弼、孔颖达又相继而显焉，列于今而不泯。暨于我宋，以右文兴治，教化茂行，二百五六十年之内，英才俊士，名世巨儒，日以汇征，多本经谊。若王、程、龚、耿数公，又皆精通于《易》而得于奥旨也。吁！繇古逮今，明《易》者不为不众矣，然予于此亦不得无言焉。且《易》之所以为《易》者，不外《卦辞》、《爻辞》、《彖辞》、《象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兼而为《易》，皆圣人所作也。虽其旨趣意义，微奥难明，亦不过一说而已，曷尝有二哉！奈何古今学者类皆索奇求异，各持一说，欲无同于人，以骋一己之学，殊异立言，纷然不合于理者有之，悖于理者有之，遂致圣人一经之意，杂然不可考。后之学者，自是无所据矣。且《讼》「复即命，渝安，贞吉」。此《讼》卦九四爻言也，辅嗣、孔氏释之曰：「讼既不胜，若能反从本理，渝变往前争讼之命，即得安居贞吉」。此一说也。若东坡则释之曰：「九四所当得者初六而已，近于三，而强求之，故亦不克讼。然而有初之应，即而就其命之所当得者，自改而安其政，则不失其有」。此二说不同也。至于伊川则释之曰：「四以刚阳而居健体，无与为敌，则讼无由而兴，故不克讼。夫以刚健而不中，所以好讼。若义不克讼，反就正理，变而安贞则吉」。此三说不同也。至若耿氏则释之曰：「九四不克讼，以刚讼柔，其义不克，而复即九五听者之命，变而安则吉」。此四说不同也。夫一爻之间，不踰数句，而其意亦不过一而已。诸儒释之，各立异见，若圆冠方履之不侔。圣人作之之意，果安在哉？由此观之，则馀解之相异，可不言而喻矣。予尝求诸儒训释之文，以寻奥义，见其彼此角立，议论纠纷，不归于一，汩于胸中，因释其当于理，明于道，优于诸解者，萃聚其说为一帙，庶可论归于一，而予亦得以一其心也。否则将信彼欤，将信此欤？异时之不一，其害岂小哉！虽然，予学不逮人，则焉能见众说是与否也。然尝受教亲庭矣，故于此不自卑逊，而掇取其当者以集之。想后之君子得是书以观之，则知予集之之际，不妄乱也。若夫《春秋》一经，圣人褒善贬恶之书也。左氏自为传，而公羊、谷梁又各为传，后世学者方之六经并行也。唐卢仝以学高世，刻意《春秋》，乃束三传，独抱遗经，岂非厌传注之说穿凿不根，有激而云哉？夫卢仝尽弃三传，独以经为宗；予求以明经，而不敢尽废其解，予之学诚下于仝一等矣。然汉刘歆谓学者信口说而背传说，是末师而非往古。盖自秦火以来，残编断简幸有存者，传说之功也。或者必欲尽废之而独探微言，则朽折之馀，盖亦难矣。况支离异同之患有甚于朽折乎！则是书也，其罪我乎，其知我乎，必有论定者矣。不然，儒者以六经为法，乃累世不能通其学，穷年不能究其理，则太史公即有甚忧者。孔子尝曰：「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」。予于是书，目曰《择善易解》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