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圣人有容天下之量，有爱天下之诚，而又有制天下之法。夫如是以上下相安，彼己相信，而无疑忌伤裂之意。然而昔之为君，以能容之量，能爱之诚，尽心竭力以和其民。虽有天下之大恶大奸，莫不绥而怀之，无纤毫之负以招怨于天下。而人乃至于桀暴贪悍以泄其慢侮之毒，使君之量有所不能容，而诚有所不能爱，此岂终不可治哉？盖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，而量之与诚有不能以独立也。夫法者，将使天下有畏心；畏心存，则量之与诚在圣人为可全。今若法不足以辅之，则大恶大奸将纵横蹇骜而不已。当是时，量之所容，而诚之所爱者，有不及用，而吾所未尝疑者，乃至于乱天下矣。昔者圣人之待夷狄，盖不过此。凡乱华猾夏之俗，莫不攘斥摈逐而宾之。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，隶于朝著者，皆得出入以观礼。惟夫夷蛮戎狄之君，立于四门之外，使不与备物盛礼之观。夫周公当朝觐之时，而夷狄之人亦得出处于上国者，盖所以示圣人有容天下之量，爱天下之诚；而其立之四门，不得列于百执事者，又所以见圣人有制天下之法。此成周之世，四夷左衽罔不咸赖而来王者，未必不由于此。而后世之君，其初皆有意于容而爱之，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，是以必至于变乱而后已。不知夫虎豹终日而不杀，则跳踉大叫，以发其怒；蝮蝎终日而不螫，则噬齧草木，以致其毒。而汉之孝宣乃因呼韩邪之降，使之依阻塞下。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，复建南廷以安纳之。至于魏武，亦徙武都之氐，以实关辅。皆使之周旋于中国，而出入于内地。迄于晋室之兴，则中原半为夷居矣。一旦五胡之乱，东割西据，几二百年。此其为患，实兆于孝宣，渐于世祖，而盛于魏武。是岂容而爱之者为不然哉？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，故一变而不可救药。然而古之夷狄，又非今日之所可况，盖世愈久而诈愈深。使孝宣以待呼韩邪者而施之今，固有不待更三姓而后发，当有朝顺而夕叛者，则亦甚可畏也。国家自辛巳之冬，兴师以诛虏，迄今则已四载。其间狄人之来降者，时时有之。虽其诚伪之未必然，迟速之不可信，要以爱我之道来者，固不宜绝而使之去。夫既有以受之，必有以制之，庶足为悠久之计。而今之将帅，类悦于一时之向服，而不思所以警备者。臣恐养虎遗患，而非朝廷异日之福也。盖尝观之，此曹本无向我之心，徒以力屈势穷，迫于生死之故，故不得已而请命。况其弃主归我者，未必出于逆伺中国，又岂马援之告光武者哉？近者道路之人，皆谓降虏为今日大患者有二：当多费之时，而有无穷之用；于多故之日，而为养敌之举。今江之南北，淮之东西，皆此辈安养之地。多者百馀，而少者数十。一家之食，月粮数斛，则家以千数者，则日有千斛矣。夫外馈三军之粮，而内给降虏之粟，虽以九年之储，恐必有倾囷倒廪之患。而况未必若此也，不知执事者其何以充之。两淮之与虏鄙，不啻左右手之应，间谍之往来，足以得故主之号令。而耳目之所熟，又足以潜伺中国之所为。迟之岁月，必将反其锋以向，彼有未可以卒制者。陛下有容天下之量，爱天下之诚，不以华戎为彼己之间，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讲。臣愚以为宜析党以破虏奸，分戎以宽吾用。命有司藉为定数，于闽广之路，视郡邑之大小而离居之。彼必不肯于数千里之外，以自取夷灭之祸，则庶乎虏奸之可破。有某人之家，则某郡邑时以给之，官与之直，使得自谋其利。阅时既久，郡邑可以勿给，则庶乎吾用之少宽。是二者皆所以为制之之法，陛下苟忽而不图，将以为利，适以为害，后虽势压而力服之，亦已惫矣。今庸人之论，必曰：「是无益也。不若以其贱者而使之耕，以其上者而畀之禄」。而臣窃谓耕而不堪其劳，是趣其变，既变而又杀之，则将为武安君之坑赵；禄之而浸不已，是与之权，权则可以有为，则将为慕容垂之归秦矣。惟夫当长江大河，郁结盘屈之时，有以杀其流而导其势者，是臣之所以策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