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之启有天下者，非恃其君之贤圣明果，抑亦事驱势迫，习知王业之艰难也。至夫天下已平，总四海定一尊，君上之势甚崇，臣民之守甚卑，内外甚安，四夷无扰，非有旦夕之祸患，而常有百年之忧虞。百年之忧未之见也，则旦夕之所为纵心快意，不顾公议，其亦多矣。今日一事之妄作曰庸何伤，明日一事之妄作又曰岂不由我，后日一事之妄作又曰其谁若何。自其始以为始适吾志而已，然不见其害，则滔滔然习以为常，其祸有可胜言者哉。《诗》曰：「将仲子兮，无踰我园，无折我树檀。岂敢爱之，畏人之多言」。仲可怀也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，此郑人为叔段而作者也。其意若曰请仲子之无越我国，毁我法度云尔。仲子者，君之宠弟也，吾何敢有爱，顾人言可畏也。仲子诚可怀念，人言亦不可不恤，究怀诗人丁宁反覆之意，其畏公议甚矣。以常情论之，疑若懦而不任。然自古贤圣之君，畏民如严师，奉法如绳约，彼亦岂懦人也哉，忍小以存大也。且人主谁不自恃其家国者，及其临事，辄不顾公议，特亦欲适吾志尔，反不知公议毁而法度随丧，法度丧而国家从之，其益未能毫芒而贻害过于山岳。乃知贤圣之君忍欲自贵者，殆为是也。高帝身平天下之乱，孝文睹吕氏之变而又能忍欲以顾天下之公议，若景、武则大不然矣，汉之法度破荡盖自此始。景帝欲侯后兄，丞相条侯曰：「高帝之约非有功不侯」。又欲侯匈奴降者，条侯曰：「彼背主而封之，何以责人臣之不守节」？其在大臣执政之论，初无过悖之辞，而沮愧之心终置之于死，此何理耶？匈奴请和亲，下群臣议，狄山以疏远之臣而斥御史大夫，可谓诚心为国者。武帝正色而折之，历问其所堪以穷之，山死于乘障，群臣震慑，莫敢有言。盖帝之护恶丑正如此，所以举高皇之法尽为变更纷纷然，而尤奖贵征伐，好杀之心无日而已。其后巫蛊之祸，子父不能相明，夫妻情亦不达，喋血京师，自谓周公诛管蔡之举。及车千秋一言，然后痛悟其非，筑归来望思之台，加刃于据者得赏而复诛，反求初意，公议其终安在？汉之陵迟于此有兆。其后昭帝虽英明而权在臣下，宣帝虽明察而不本仁义，元帝虽儒雅而无复甄别，公议自日销一日矣，汉安得而不衰，而何待成、哀乎？然景、武、宣之明君犹若是，则成、哀又不足道也。或曰武帝欲侯宠姬李氏，犹不径以贵之，必待广利伐宛有功，是岂不顾公议者？余曰不然，公则无私，私则非公，公私初不两立。伐宛之举，所得实不偿所失，疲弊中国，独成就一李氏，公邪？私邪？此司马温公所谓藉名而利其所爱，不若无功而侯之愈也，尚何公议之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