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不可以有二心，政不可以有二本。君之心，政之本，不可以有二，而后世二之者，不根之说有以病之也。宽猛之说，其论政之不根者欤！歧君之心，挠政之本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，惜乎未之辨也。唐宪宗问权德舆政之宽猛孰先，当时德舆之对，似亦有得乎吾所谓「君之心，政之本」者矣，惜乎其不能伸之长之，而宽猛之说未及辨也。宽者，美辞也；猛者，恶辞也。宽猛可以美恶论，不可以先后言也。强弗友之世，至于顽嚚、疾狠、傲逆、不逊，不可以诲化怀服，则圣人亦必以刑而治之，然谓之刚克可也，谓之猛不可也。五刑之用，谓之天讨，以其罪在所当讨，而不可以免于刑，而非圣人之刑之也，而可以猛云乎哉？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，舜必命皋陶以明五刑。然其命之之辞曰：「以弼五教，期于无刑」。皋陶受士师之任，固以诘奸慝、刑暴乱为事也，然其复于舜者，曰「御众以宽」，曰「罚弗及嗣」，曰「罪疑惟轻」，曰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，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，兹用不犯于有司」。呜呼！此吾所谓君之心而政之本也，而可以猛云乎哉？宽猛之说，古无有也，特出于《左氏》载子产告子太叔之辞，又有「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」之说，而托以为夫子之言。呜呼！是非孔子之言也。且其辞曰：「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」。使人君之为政，宽而猛，猛而宽，而其为之民者，慢而残，残而慢，则亦非人之所愿矣。呜呼！是非夫子之言也。《语》载夫子之形容，曰「威而不猛」，《书》数羲和之罪，曰「烈于猛火」，《记》载夫子之言，曰「苛政猛于虎也」。故曰猛者恶辞也，非美辞也。是岂独非所先而已耶？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。故曰可以美恶论，不可以先后言也。左氏之传经，说《春秋》者病其失之诬，柳宗元非其《国语》，以为「用文锦覆陷阱」。彼其宽猛之说，其为诬而设陷阱也大矣。左氏不足道也，吾观西汉董生三策，不能无恨。三策之辞，大抵粹然有皋、夔、伊、傅、周、召之风，使人增敬加慕。其首篇有「王者宜求端于天，任德不任刑」之说，尤切时病。至武帝再策之，有所谓「商人执五刑以督奸，伤饥肤以惩恶」之说，且继以周、秦之事为问。尝谓当时待诏者百有馀人，至于此语，未必非仲舒「任德不任刑」之言有以激之也。此其说盖亦有所自来，而仲舒乃不之辩，特推周家刑措之效，以为由于教化之渐，仁义之流，非独伤饥肤之效也。殆若无以加答，而迁就其说者然。若夫周措刑之美，秦用刑之非，武帝固自言之矣。彼之所问者，特以「商人执五刑以督奸，伤饥肤以惩恶」，有异于周之措而秦之用，此则武帝之所据以遂其任法之意者也。此其说，盖出于《戴记》「商人先罚后赏」之言。呜呼！尽信书不如无书。战国之君，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，孟子必力辩「血流漂杵」之言，以为非是。《武成》，周书也；战国，周之世也；《书》者，又夫子所定，去孟子未久也。至其言有害理非实，而足以病人君之心术，亦必力辩而无嫌。武帝之时，经籍出于秦火灰烬之馀，而记礼之书特传于二戴之口，其非圣人之全书明甚。其所谓「执五刑、伤饥肤」之说，又背理非实，亦彰彰明甚。仲舒胡不稽「克宽克仁」之言，「敷政优优」之言，「后来其苏」、「后来其无罚」之言以告之，且申《戴记》「先罚后赏」之说，明辨其非是，以祛武帝之惑，顾乃迁就其说而不之辩，亦异于吾孟子矣。张汤之徒，竟以任职称意，公卿之间，往往系狱具罪，知见之法兴，绣衣之使出，网密文峻，而奸宄愈不胜，吾于仲舒之策，不能无遗恨焉。至再传而为宣帝之杂霸，又转而为元帝之优柔，皆此说之不明也。尝谓古先帝王未尝废刑，刑亦诚不可废于天下，特其非君之心，非政之本焉耳。夫惟于用刑之际而见其宽仁之心，此则古先帝王之所以为政者也。尧举舜，舜一起而诛四凶。鲁用孔子，孔子一起而诛少正卯。是二圣人者以至仁之心，恭行天讨，致斯民无邪慝之害，恶惩善劝，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泽，则夫大舜、孔子宽仁之心，吾于四裔两观之间而见之矣。然则君人者，岂可以顷刻而无是心？而所谓政者，亦何适而不出于此也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，政不可以有二本。唐李吉甫尝言于宪宗曰：「刑、赏，国之二柄，不可偏废。今恩惠洽矣，而刑威未振，中外懈怠，愿加严以振之」。当时帝顾问李绛，绛虽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说折之，然终未能尽惬于理。盍亦曰：「吉甫为宰相，若中外诚有傲逆淫纵，败常乱俗，丽于法而不可逭者，盍亦明论其罪，告主上以行天讨乎？何乃泛言刑威不振，劝人主以加严，此岂大舜明刑之心，而皋陶所以告舜之意乎」？如此，则不堕于偏废之说，而吉甫之失自著矣。噫！吉甫斯言，可谓失其本心者也。其后于頔劝帝峻刑，帝乃告诸朝而推论其意，吉甫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，则吉甫亦可谓知耻者矣。后之欲以险刻苛猛之说复其君者，尚鉴于此哉。善哉！德舆之所以告其君者乎，盖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机，惜乎其无以终之也。人君之所以进于先王之政者，盖始于仁心之一兴尔，然而事物之至，利害之交，此心常危而易蔽。况夫水溺火烈之说载于《左氏》，严理宽乱之论著于崔寔，而世莫之非。一旦而君有宽猛孰先之问，安知其不有所蔽而然乎？德舆首告以太宗观《明堂图》以罢鞭背之罪，此与孟子以见牛之说告齐宣王何异，真足以兴其仁心矣。宜乎宪宗然之无疑。其后不惑于吉甫、于頔之说，而能顾问李绛，推论于朝者，未必非德舆斯言力也。虽然，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，不行先王之政也。仁心之兴，固未足以言政。孟子之兴其仁心者，固将告之以先王之政也，若德舆则不复进于是矣，此吾所以惜其无以终之也。呜呼！是说之难久矣。自尧以是而哀鳏寡之辞，舜以是而称皋陶之休，禹以是拜伯益之言，汤以是优代虐之政，文王以是明丕显之德，武王以是释箕子之囚，至于穆王犹能以是而作《吕侯之命》。三代降，斯道其不行矣；孟子没，斯道其不明矣。夫自汉儒之纯如仲舒，犹不能使人无恨，则吾于德舆乎奚责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