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极之建，彝伦之叙，反是则非，终古不易。是极是彝，根乎人心，而塞乎天地。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。是非之致，其可诬哉！虽然，苗民之弗用灵，当尧之时则然矣。逮舜受终，而未有格心，乃窜之于三危。又数十载，而禹始受命，爰有徂征之师。夫以尧、舜之圣，相继而临天下，可谓盛矣。《箫韶》九成，凤凰来仪，而蠢兹有苗，侮慢自若。不要诸舞干七旬之后，而论于其不恭自贤之日，则违应之理，殆无證于此矣。周自后稷积仁修德，其来远矣，武王缵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绪以有天下，而商之顽民，乃至三世而弗化。天之所以与人者，岂独缺于是乎？苗顽之于唐、虞，商顽之于成周，可诿曰寡。乡原，夫子所恶也，而人皆悦之。杨、墨，孟子所辟也，而言者归之。夫子受徒久矣，而颜渊独为好学。其后无疑于夫子之道者，仅有曾子。夫子没，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乃欲强之以事有若。自夫子不能喻之于其徒，曾子不能喻之于其友，则道之所存亦孤矣。呜乎！是非之决，于其明，不于其暗，众寡非所决也。苗民之未格，商民之未化，乡原之未知其非，杨、墨之未归于儒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之徒，未能克己而复礼，彼其私说诐论可胜听哉？揆之至理，则是所谓不善者也，是所谓不明者也，是其所以为非者也。苗民之格，商民之化，乡原而知其非，杨、墨而归于儒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之徒，一日克己而复礼，则是非之辨判然明矣。是理之在天下无间然也，然非先知先觉为之开导，则人固未免于暗。故惟至明而后可以言理，学未至于明而臆决天下之是非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纯乎其善，纯乎其不善，夫人而能知之也。人非至圣至愚，时非至泰至否，固有所不纯。有所不纯，则其大小、本末、轻重、多寡、表里、隐显、始卒、久近、剧易、幸不幸之变，非至明谁能辨之？有善于此，至大至重，宜在所师，宜在所尊，而以其有不善焉，而其善不遂，其事不济，举世莫辨，而反以为非，反以为惩，岂不甚可叹哉？

念虑之正不正，在顷刻之间。念虑之不正者，顷刻而知之，即可以正。念虑之正者，顷刻而失之，即是不正。此事皆在其心。《书》曰：「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」。然心念之过，有可以形迹指者，有不可以形迹指者。今人有慢侮人之心，则有慢侮之容，慢侮之色，慢侮之言，此可以形迹指者也。又有慢侮人之心，而伪为恭敬，容色言语反若庄重，此则不可以形迹指者也。深情厚貌，色厉而内荏者是也。可以形迹指者，其浅者也。不可以形迹指者，其深者也。必以形迹观人，则不足以知人。必以形迹绳人，则不足以救人。非惟念虑之不正者，有著于形迹，有不著于形迹，虽念虑之正者，亦有著有不著；亦有事理之变而不可以形迹观者；亦有善不善杂出者。如比干之忠则可见，如箕子佯狂，微子适周，不可谓之不忠。如曾子之孝则可见，如舜不告而娶，不可谓之不孝。此是事理之变，而不可以形迹观者。如匡章之得罪于其父，乃在于责善，此是善不善杂出者。通国皆称不孝，则便见匡章不得。孟子乃见得他善不善处分明，故与之游，又从而礼貌之。常人不能知此等处，又未足论。世固有两贤相值而不相知者，亦是此处，如老泉之于王临川，东坡之于伊川先生是也。

尧、舜、文王、孔子四圣人，圣之盛者也。二典之形容尧、舜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形容文王，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之形容孔子，辞各不同。诚使圣人者并时而生，同堂而学，同朝而用，其气禀德性，所造所养，亦岂能尽同？至其同者，则禹、益、汤、武亦同也。夫子之门，惟颜、曾得其传。以颜子之贤，夫子犹曰「未见其止」，孟子曰「具体而微」。曾子则又不敢望颜子。然颜、曾之道固与圣人同也。非特颜、曾与圣人同，虽其他门弟子亦固有与圣人同者。不独当时之门弟子，虽后世之贤，固有与圣人同者。非独士大夫之明有与圣人同者，虽田亩之人，良心之不泯，发见于事亲从兄、应事接物之际，亦固有与圣人同者。指其同者而言之，则不容强异。然道之广大悉备，悠久不息，而人之得于道者，有多寡久暂之殊，而长短之代胜，得失之互居，此小大广狭、浅深、高卑、优劣之所从分，而流辈等级之所由辨也。

《书》疏云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天体圆如弹丸，北高南下。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，南极入地下三十六度，南极去北极直径一百八十二度强。天体隆曲，正当天之中央，南北二极中等之处，谓之赤道，去南北极各九十一度。春分日行赤道，从此渐北。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，去北极六十七度，去南极一百一十五度。从夏至以后，日渐南至。秋分还行赤道，与春分同。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，去南极六十七度，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。其日之行处，谓之黄道。又有月行之道，与日相近，交路而过，半在日道之里，半在日道之表。其当交则两道相合，去极远处两道相去六度。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。

黄道者，日所行也。冬至在斗，出赤道南二十四度。夏至在井，出赤道北二十四度。秋分交于角，春分交于奎。月有九道，其出入黄道不过六度，当交则合，故曰交蚀。交蚀者，月道与黄道交也。

苟无所蔽，必无所穷。苟有所蔽，必有所穷。学必无所蔽而后可。

学不亲师友，则《太玄》可使胜《易》。

主于道则欲消，而艺亦可进。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，艺亦不进。

以道制欲，则乐而不厌。以欲忘道，则惑而不乐。

有有志，有无志，有同志，有有志。观鸡与彘，可以辨志，絷猿槛虎，可以论志。谨微不务小，志大坚强有力，沉重善思。

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。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。千万世之前，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；千万世之后，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；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，同此心同此理也。近世尚同之说甚非。理之所在，安得不同？古之圣贤，道同志合，咸有一德，乃可共事。然所不同者，以理之所在，有不能尽见。虽夫子之圣，而曰「回非助我」，「启予者商」，又曰「我学不厌」，舜曰「予违汝弼」，其称尧曰「舍己从人，惟帝时克」。故不惟都俞，而有吁咈。诚君子也，不能，不害为君子；诚小人也，虽能，不失为小人。

宇宙内事，是己分内事；己分内事，是宇宙内事。

人心至灵，此理至明，人皆有是心，心皆具是理。

圣人固言仁矣，天下之言仁者，每不类圣人之言仁。圣人固言义矣，天下之言义者，每不类圣人之言义。圣人之言，知道之言也；天下之言，不知道之言也。知道之言，无所陷溺；不知道之言，斯陷溺矣。

右贤而左能，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。

道行道明，则耻尚得所；不行不明，则耻尚失所。耻得所者，本心也；耻失所者，非本心也。圣贤所贵乎耻者，得所耻者也。耻存则心存，耻忘则心忘（干宝《晋记》有耻尚失所之说。）。

求处情，求处厚，求下贤，欲行浮于名，耻名浮于行（先生因读表记书此语。）。

邪正纯杂系念虑，清浊强弱系血气。

朱、均、管、蔡，志不变也，非质不可变也。苗格、崇降，圣人有以变其志也。

后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，知责详于法而不知责详于人。

学者规模多系其闻见。孩提之童，未有传习，岂能有是规模？是故所习不可不谨。处乎其中而能自拔者，非豪杰不能。劫于事势而为之趋向者，多不得其正，亦理之常也。

道譬则水，人之于道，譬则蹄涔、污沱、百川、江海也。海至大矣，而四海之广狭深浅，不必齐也。至其为水，则蹄涔亦水也。

常人所欲在富，君子所贵在德。士庶人有德，能保其身；卿大夫有德，能保其家；诸侯有德，能保其国；天子有德，能保其天下。无德而富，徒增其过恶，重后日之祸患。今日虽富，岂能长保？又况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，故君者所以为民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」。行仁政者所以养民。君不行仁政，而反为之聚歛以富之，是助君虐民也，宜为君子之所弃绝。当战国之时，皆矜富国强兵以相侵伐，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。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，以为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。推论既明，又断之曰：「人臣善战者服上刑，连诸侯者次之，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」。孟子在当时所陈者皆尧、舜之道，勉其君修德行仁，劝之以閒暇之时明其政刑，自谓以齐王犹反手耳。使孟子得用，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其朝，耕者皆欲耕于其野，商贾皆欲藏于其市，行旅皆欲出于其涂，天下之民尽归之，则无敌于天下矣。此理甚明，效可必至。当时之君，徇俗自安，不能听用其说，乃反谓之迂阔，可谓不明之甚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