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周官》六典，周公经治之法也。秦人秉竹简以畀炎火。汉兴，诸儒传于煨烬之馀，藏于岩穴之间，其书已亡而幸存。汉既除挟书之律，武帝时六典始出，帝不以为善，作十论、七难以排之，藏于秘府，不立于学官，其书虽存而如亡。天下之治不可无法，犹之为圆必以规，为方必以矩，为平直必以准绳。六典之备也，武帝之志欲驰骛于规矩准绳之外，虽四代之书且以为朴学而弗好，其于《周礼》何有，立论排之宜矣。东都诸儒知有《周礼》，而其说不同。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者，何休也；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，郑康成也。六官所掌，纲正而目举，井井有条，而诋之以为战国之阴谋，休谬矣。而康成以为致太平之迹，其说亦未然也。治法至太平而大备，而所以致太平者不专系于法之详也。周公辅政，管、蔡流言，不安于朝，而之于东都。及其《鸱鸮》之诗作、《金縢》之书启，然后成王逆公以归。既归之后，伐管、蔡，作洛邑，迁殷民。管蔡既平，殷民既迁，洛邑既成，公则归政于成王矣。当公归政之时，成王莅政之初，淮夷犹未定也，而况公未归政，管、蔡未平，殷民未迁，洛邑未成，虽有六典，安得尽举而行之？成王即政，巡侯甸，伐淮夷，中外无事，还归在丰，作《周官》之书以戒饬卿士大夫，则周公之经制，盖施行于此时。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后备，非用六典而能致太平也。夫为治有定法，天下无定时，时异则法异，虽尧舜禹相授一道，法亦不能无损益也。分画九州，尧之制也，至舜则析而为十有二州。分命羲、和，尧之制也，至夏则羲、和合为一官。圣人察人情，观世变，立法经治，虽不可变，亦不可泥古，此周公之意也。而读《周礼》者至今不能无疑：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，五服不可以分为九服也，三等之国不可斥之以为五等也，井田之制积同为成，积丘为县都，内外不容异制也。或者见其可疑，则曰《周礼》非周公之全书也，盖汉儒以意易之者多矣。汉儒之言《周礼》，诚不能无失，然亦不敢遽变其意也。考之于经，见其可疑，举而归罪于汉儒，岂得为至论哉？且夫禹之五服，服五百里，各指一面言之，故东西相距而为五千。周之九服，方五百里，则以其方广言之，东西相距其地亦止于五千，又何斥大封域之有？且梁州之地，职方所无，周公岂不能复先王之故土而治之？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，务广德不务广地可知矣。言其斥大封域而为九服，考之不详之故也。周之洛邑，虽曰天地之中，北近大河，东西长而南北狭，不可以规方千里。然温在今之河北，下阳在今之河东，皆畿内地，不以河为限也。若曰洛在河南，不能规方千里，则商人之都在河北涯，「邦畿千里」，何以见于《商颂》？则言千里王畿之非实者，亦考之不详之故也。井田之法，凡九夫为井，皆以成田言之，沟洫道涂不与焉。内而乡遂，外而县都，其法一也。然在乡遂则自一井积之，方十里为成，又自一成积之，方百里为同，所以定乡遂授田之数也。在家邑则自一井积而为邑，为丘，为甸，四甸为县，四县为都，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。郑康成不察内之成同、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积之，见其广狭不同，而以为井田异制。又为之说曰：「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为成，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为同」。此康成之误，有以汩经之文，而遂谓先王井地之制不应内外异法，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。若夫三等之国分为五等，则周公之意盖逆虑世变而求有以制之也。唐虞之世，天下号为万国，然强则肆，弱则屈，敌则争，于是迭相兼并。至周之初，宇内不过千八百国，则向之万国，社稷丘墟十七八矣。周公于是欲分而为五等，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，附庸之国多，欲其以大比小，以小事大，庶几可以小大相维。然必建邦国之时方定其地，初非取先王经制之国，尽从而更张之也。盖周公虽定六官之制，亦度时措之宜而行之，盖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，亦有已行之，后世随时而变者矣。定鼎郏鄏，谓之建国以为民极，然成康未尝都洛，幽王之败，周始东徙，此所谓定其制而未行者。三等之国分为五等，法虽立而未行，亦此意也。五刑之罪二千五百，穆王变为祥刑凡三千条。穆王去成王未远也，然不用周公之法。《吕刑》一书，夫子盖有取焉。此所谓后世随时而变者也。若曰徙封数大国，则诸侯尽扰司徒之制，言封国不言徙国，以封为徙，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。虽然，前辈之所疑者吾固推经意而辨之矣。《周礼》犹有可疑者，先儒盖未之疑也。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。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为宜，祀黄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，可乎？王搢大圭，又执镇圭以朝日。《考工记》谓之大圭其长三尺，杼上葵首。郑康成谓玉方一寸其重一斤，若圭长三尺，设若其博二寸有半，其厚四分，则其重殆三十斤，而王能搢之乎？王乘玉辂，建太常，维者六人，服皆衮冕。夫衮冕，王与上公之服也，维太常者徒行于车后，乃亦衣龙衮，与王同服，不几于尊卑无辨乎？太宰，六官之长也，其属六十，而内小臣、寺人、九嫔、世妇、女御之职皆与焉。以天子之正卿，而宦寺宫妾悉为之属，不已亵乎？天官既有世妇，春官又有世妇，且曰每宫卿二人。谓之妇，则不得以为卿。郑康成乃曰如汉有长秋，亦以士人居之。夫士人为卿，则又不得谓之妇矣。且王后六宫，而天子六卿，若宫有二卿，则卿十有二人，何其数之多耶？《周礼》一书，今学者所传，康成之训释也，则康成可谓有功于《周礼》矣。虽然，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传，亦以康成而晦。盖康成之于经，一则以纬说汩之，一则以臆说汩之，是以周公之典，其意不得不晦也。周公之典既晦，是以学者不得不疑也。前辈之所疑者，不揆其僣而释之。而吾之所疑，则世未有辨之者，后必有能辨之者矣。故表其说以待来者考正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