郊祀，国之重事也，先王之礼犹可以考之于经，而诸儒异论者，经之所著不同也。盖其不同者有四：郊丘之制也，天帝之号也，天地分合之异也，春冬时日之差也。郊丘之不同者有三：《周官》谓之圜丘，《戴记》谓之南郊，又谓之泰坛。郑康成之说曰：「祀昊天于圜丘谓之禘，祀五帝于南郊谓之郊」，而泰坛无说。康成之言非也。兆于南以就阳位于郊，故谓之郊，夫子尝有是言矣。王肃曰：「筑丘以象天体，是谓圜丘。圜丘，人所造也，是谓泰坛。兆于国南，是为南郊」。然则南郊也，圜丘也，泰坛也，其名有三，其实一也。天帝之异有三：曰昊天，曰上帝，曰五帝。天洎五帝为上帝，孔安国之说也。天为昊天，元天为上帝，五方之帝为五帝，郑司农之说也。孔、郑之说质之于经固已不合，而郑康成则又曰：「昊天上帝者，天皇大帝也。五帝者，始于青帝灵威仰，终于黑帝黑光叶也」。以纬乱经，虽不辨可以知其无稽。夫遍覆无外，故以天名；主宰造化，故以帝名。在《书》言「类于上帝」，而又言「告于皇天」，在《周官》以为禋祀昊天上帝，则昊天上帝，一而已矣。是故《诗》《书》所载，有「皇天上帝」之言，有「昊天上帝」之言，而《周官》始有五帝之名。夫上帝至尊无二，而有五帝，何也？上帝，天帝也；五帝，五人帝也。何以知之？以《周礼》而知之。《掌次》「大旅上帝则张毡案」，「朝日祀五帝则张次」，上帝在朝日之先，五帝在朝日之下，则五帝非天帝，其證一也。《宗伯》「兆五帝于四郊，四类四望亦如之」，郊兆于四类之先，则五帝非天帝，其證二也。《司服》「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」，既言上帝，又言五帝，则五帝非天帝，其證三也。吕不韦之《月令》尝言五帝矣，春则太皞，夏则炎帝，秋则少昊，冬则颛顼，夏秋之交则黄帝。不以五帝为天也。魏相之奏，亦尝言五帝矣，太皞乘震，炎帝乘离，黄帝乘坤，少昊乘兑，颛顼乘坎，亦不以五帝为天也。秦汉间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，其说必有所从受也。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，其配以祖。周公既成洛邑，用牲于郊，牛二，其一帝牛，其一稷牛。夫礼简则严，严则敬，是故事天所以报本，尊祖故以配天，严敬之义也。合上帝与五帝而谓之六天，则近于诬矣。天地分合之异，先儒考于经者未审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「天子祭天，诸侯祭土。尊天而亲地，隆杀固有辨焉。犹之宗子祭父，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，父尊故也。天子祭天，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，天尊故也。古之祭地者有社，则又有大社，大社谓之冢土，未有北郊、方丘之名也。社祭土，主阴气也。祭帝于郊以定天位，祀社于国以列地利，而子思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，明地不可与天相并，尊天之义也。《周官》论国之神位，左祖右社，此王社也。泽中方丘，此冢土也，即古人所谓大社也。《书》谓之冢土，《礼》谓之方丘，而《戴记》谓之泰折，折则方矣，其名有三，其实亦一也。至汉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说，则失先王尊天亲地之意矣。新莽始有天地合祭、祖妣并配之说，则又失先王之意益甚矣。虽然，莽之说因《周颂》之言而失之也。《周官》夏日至祀地于方丘，冬日至祀天于圜丘，则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。夫春夏祈谷，其诗为《噫嘻》。祈有二祭，而所歌者《噫嘻》一诗也。秋冬报，其诗为《丰年》，报有二祭，而所歌者《丰年》一诗也。《昊天有成命》之诗，可歌以祭天，岂不可歌以祭地乎？以先王之行事质之，武王东伐，告于皇天、后土矣，告于皇天则类于上帝是也，告于后土则宜于冢土是也，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一也。周公之祭于洛邑，丁巳用牲于郊，戊午社于新邑，是天地未尝合祭者二也。以武王、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礼之意，则天地未尝合祭无疑矣。冬春时日之异，则《戴记》之言失之也。其言曰：「郊之祭也，以迎长日之至」。又曰：「郊之用辛也，周之始郊，日以至而继之以卜郊」。夫日至而郊，周礼也；卜日用辛，鲁礼也。杂周鲁之礼而兼记之，而郊之时日紊矣。盖周人之郊有二，皆无所用。卜日至而郊，报本之郊也，故其礼行于一阳之初复；启蛰而郊，祈谷之郊也，故其礼行于农事之将兴。制礼之意坦然易明。《戴记》言周之始郊，其月以日至，其日用上辛，吾是以知其合周鲁之郊而紊其时日也。诸儒异论，为《礼经》之蠹者多矣。去其异论之蠹而究其《礼经》之正，经虽残缺，礼意则固可知也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