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有书契之初，羲皇首画八卦，文字生焉，则《易》之有书，由有画也。画以数起，数之用于占者，世虽未之能学，至其本元，河图起于天一、地二，而变于九六、七八。天一之画奇，其数以太阳之九；地二之画耦，其数以太阴之六；蓍之用，衍以少阳之七七；卦之重，定于少阴之八八。此学《易》者所通知也。由数起画，画者象之所寓，象者理之所托也。舍象则理不著矣，舍画则象不明矣。故三画为八卦，六画为六十四卦，画变则象异，画不变则象同。象有体而理无迹也，有体则显，无迹则隐。本隐以之显，圣人立象之意也；即显以索隐，学者观象之方也。文王犹惧后人未能有见，故发其凡于卦之彖；周公又本文王之旨，著其变于卦之爻。爻彖之词具，而于象与理可以见其端倪矣。虽然，圣人之经或言约而旨博，或语密而义深，读者未必遽了，非文王、周公故隐而不发也。开其端于言之中，而存其意于言之外，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，则象所蕴畜，义味深长，可玩而不可厌也。尼父生知之圣也，而读《易》韦编三绝，且曰「假我数年」，则于《易》道彬彬矣。《十翼》训释不惮辞费，学者岂得易言之哉？秦焚古文字，《易》以卜筮之书幸存，此天地鬼神之所护持，以诏来世。而自汉以来，《易》道不明，焦延寿、京房、孟喜之徒遁入于小数曲学，无足深诮；而郑玄、虞翻之流穿凿附会，象既支离，理滋晦蚀。王弼承其后，遽弃象不论，后人乐其说之简且便也，故汉儒之学尽废，而弼之注释独行于今。然「木上有水为井」，「以木巽火为鼎」，「上止下动为颐」，「颐中有物为噬嗑」，此四卦虽弼不能削去其象也。夫六十四卦等耳，岂有四卦当论其象，六十卦可略而不议乎？弼之言曰：「筌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；蹄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」。言者象之筌也，象者意之蹄也，舍筌蹄无以得鱼兔，则舍象求意，弼亦知其不可，而猥曰「义苟在健，何必乾始为马；类苟在顺，何必坤始为牛」，是未得鱼兔，先弃筌蹄之说也。或者知象不可去，既不能尽通，又不肯阙所不知，则为之说曰：「《易》之有象，犹《书》有譬谕，《诗》有比兴也。象不可去，亦不必泥，得其意足矣」。此与弼说无异，亦未为确论也。夫《易》，三圣人所尽心也，立义深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措辞严于《春秋》。《书》之有譬，《诗》之有比，惟意所之，初无定旨。《易》象反是，以奇耦之画摹写天地万物之形似，而寄于六十四卦之中。一卦六画，画有此象，圣人即著之于辞，画无此象，不泛然旁引曲取也，岂得执《诗》、《书》比谕为例哉？前辈尝有疑其不然者，故于象数求之加详，然掇拾先儒旧说，嚼糟粕之馀，失甘香之味，其所发明无几耳。炎读《易》三十年，不得其门而入，岁在辛亥，始脱于县之厄。明年归自中都，侨寓古艾，杜门扫径，寻绎旧学。久之，若有所悟，譬犹往来熟习于山海之间，虽未能手探宝贝，然宝气所在，或望而见之。因释然笑曰：观六画之象而未合于爻、彖之辞，是未得其象也；玩爻、彖之辞而未合于六画之象，是未得其辞也。象与辞未能融会，而曰得圣人之意，其中否特未定也。管蠡之见，何足以窥测高深？本之于画，验之以辞，对观互考，二者如合符契，则笔记之。其未达者阙焉，以为圣经不可易知，固不可强通也。而河南邵氏曰：「画前有《易》，删后无《诗」》。不特以象为可忘，且并以画为可遗，其说高矣。《易》而可以无画，但不知三圣人尽心于此以垂世立教者，其旨果安在也？或曰：「然则《易》尽于画乎」？曰：《易》者变也，其变始于乾坤。天地阖辟一乾坤也，吾身动静亦一乾坤也，而画能尽之乎？自乾坤而上，不可以象求。以通变而不穷者命之曰道，藏用而不测者命之曰神，立独而无对者命之曰太极，而画能示之乎？虽然，无画而可以体《易》，伏羲、文王之事也；有画而后可以语《易》，学者之事也。不玩周公、尼父之辞，而曰吾求《易》于六爻之外，此系风捕影之类，而炎则不敢已矣。将以此得罪于传道之贤哲，未可知也；将以此见取于好古之君子，亦未可知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