炎尝谓为天下计者不可以喜于多事，亦不可以习于无事。喜于多事则有轻躁妄动之忧，习于无事则有苟且偷安之患。夫惟静而有远虑、动而有定守者，然后足以抚天下之势，待天下之机，制天下之变，以成天下之务。不然，轻躁而浅谋者固多败矣，而苟且偷安者因循不振，亦不能以有成。是故圣人经世之心，不畏多难而畏无难，盖无难而深畏者所以为多难之不畏也。自南北解仇，行李往来，玉帛交贽，方内无犬吠之警，此宗庙社稷之灵、生民之福也。然兵偃而不用，其久安之计欤？抑亦养威蓄力，以为观衅而动之资欤？天下幸而无事，战守之备少弛，三十年于此矣。恭惟主上奉寿皇之睿谋，绍高宗之盛烈，相公以真材硕德周旋两地，且专右府本兵之寄，深略远算，独运于帷幄之中，而折冲于万里之外。此固非贱有司所能测知，而其浅者炎请试一言之，相公机政之暇试一观之，可乎？今日壤地东起海滨，西入巴蜀，绵亘几万里，有争天下之全势，而荆襄乃天下之脊膂也。自襄阳出邓州，精骑疾驰，不一二日可至于洛阳之郊，则进取之策以荆襄为重。昔诸葛孔明、周公瑾为蜀先主、孙仲谋言之详矣，在今日固未可以深论也。至于守禦之策，则荆襄之地尺寸有所必争。盖自古国于江左者得蜀则重，重则强，失蜀则孤，孤则弱。吴蜀相去远矣，朝廷所恃以有四川之地者，荆襄扼其孔道也。今荆襄之间，其重镇有三：一曰襄阳，二曰江陵，三曰鄂渚。兵聚于此，而信阳、汉东、郢亭、德安等处，岁分数百军士戍之。夫分戍于沿边之支郡，城小而不坚，兵少而不精，此不足以自固，则江汉上游之所恃以为金汤者特三镇耳。大将在鄂渚，戍卒凡五六万人；其副在襄阳，戍卒才二万人；江陵介于襄鄂之间，戍卒不满万人。夫襄阳国之门户也，而恃江陵以为唇齿，恃鄂、岳以为根柢。疆埸有事，其伸缩舒卷之机，虽不可以预图，然鄂渚诸地远，江陵兵少，则襄阳易危，其表里重轻之势不可不素定也，惟相公熟筹之。古之用兵者，有勇力之士，有智术之士。智术之士运筹策而为之谋，勇力之士履行阵而为之用，二者不可阙一也。其大则汉高之有子房，其次则曹公之有贾诩，先主之有法正，其下则田忌之有孙膑以为军师，袁绍之有田丰以为谋主。此数人者非能身犯矢石也，然谋之用否，胜负随之。自文武分为两涂，士大夫不服习于骑射，而军旅之士属之武夫，士有谈兵者人必笑之。夫力扼虎、射中远，为士者诚有所未能，至于料虚实、决成败，较之挟匹夫之勇者固有间矣。今议者往往谓世无人才，炎独以为不然。事以才而后济，才因事而后见，天下无事则深谋奇计之士无以见其所长。自古英豪不遭兴运，恐亦未免湮没销铄，与草木俱腐，而谓天下果无人则过矣。庙堂垂意于选用，取其智不责其勇，用其谋不求其力，则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网罗而无遗。惟相公图之。将者国之爪牙，三军之司命也。二三大将出于朝廷之所擢用，愚不敢妄议。自诸统制以下至于副将，虽曰偏裨，然缓急之际朝廷亦恃以为干城。有勇而无智者且患其寡谋而易败，甚者其力不习于甲马，其技不熟于弓矢，亦或使之当偏裨之任，一旦遇敌，其不足恃亦明矣。夫聚数万人于辕门，岂无骁勇沉鸷之士可以备戎行千夫之长者？若责二三大将各秉公心，视其怯懦者黜之，察其勇敢者升之，则此曹莫不踊跃鼓舞，以功名自许，戎容可肃，士气可壮矣。惟相公图之。将帅所恃以用三军者，非威无以使之畏而不骄，非恩无以使之附而不离。李牧之犒飨，窦婴之分金，皆以恩意抚摩其下也。既以恩而固结之，然后以威而整齐之，则驱之于死地，可使如臂指之相随。今军士之贫甚矣，将帅视之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，不甚顾恤。平居无事，以势相待，以法相制，固不敢为乱，万一有羽书之警，率而用之，恐难于尽其死力耳。惟相公图之。神州赤县沦于敌国之版图者踰六十年，士大夫慨然有意于北向，而不肯燕坐于江淮之南，义当然也。然事以密成，以泄败。炎窃见邸报或言布衣某人上书论边防利害，或言布衣某人上言论恢复事宜。夫庙堂之上君相谋之，边鄙之上将帅谋之，彼书生猖狂之言果何为者，安用传之四方哉？且夫有谋敌之意而使人知之者疏也，无谋敌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。惟相公图之。炎新安一介下士也，随牒州县二十馀年，自知其不才，无以求闻于当世，固未尝一开口论天下之事，亦未尝一举足至公相之庭。岁月侵寻，试彫县于江湖之外，百忧薰心，而身将老矣，故终更而来，仰望相公之贤，愿扫门一见焉，而不可无以藉手也，故为《湖北末议》八篇以自见其所言，为《临江刬弊》一编以自见其所行；而其情犹有不能自已者，故又以书先焉。天下之事，其浅者不足载之于书，而其深者难以笔舌尽也。张敞曰：「心之精微，口不能言」。言且不能，而况于书乎！虽然，炎之来，未能忘情于仕者也。相公略观其言，察其愚陋而弃之，则炎之分也；矜其蹭蹬而收之，则炎之幸也。干冒钧严，俯伏待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