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之不明于天下，皆起于议论之相持。自夫抑之者之论过卑，而后张之者之论过高，君子难于立论盖如此也。理在天下，本不可以有言也，不得已而有言，亦既卑矣；而见之私者又切取其所是，执之以为固，夸之以为诞，胶于所见，而其说始卑。后世而有知言者，则不反其说，不解其蔽，从而求其是焉，其势将至于求胜。嗟夫，求胜以快其己私，而彼之说卒莫得其当，故夫君子之难于立论盖如此也。仁义道德，孔孟无异说也，而佛老者始离之。故韩愈之说曰：「仁与义为定名，道与德为虚位」。愚固悲愈之论兴于佛老之后，而其势出于相持也。孔孟之说其所为无穷者，攻之无间，而搏之无迹也。夫其攻之无间而搏之无迹也，非偶然之立论，皆胸中之养也。有胸中之养者，不好立论也，时而言之，则所言不出于料想而出于真见，所立不由于景慕而由于蹈履。故夫肆言之无忌，必其真见之不惑；强立而不反，必其蹈履之所到。故孔孟之说至久而不穷。后之君子病在好立论也。彼以为其辞之不过，则辅以相胜；其辩之不胜，则将莫之相宗。嗟夫！吾不意理之公论，至是而为私说也。道德仁义之名，昔者盖未始有也，吾亦不知夫所自有也。意者以夫人率性之真，而循天理之固有，天下莫以名之也，故择夫名言之美者强号焉，曰如是而为道，而为德，而为仁义云耳。则道德仁义之名盖立于天下之公，而不立于天下之私。虽然，犹未始有说也。孔子于衰周，孟子于战国，尝为天下言之，而不过焉以为□□，不拘焉以为污也。使夫人之有见者由是而之于道、之于德、之于仁义云耳。则道德仁义之说亦立于天下之公，而不立于天下之私。呜呼，自佛老之兴，而道德之说始为一氏私矣。道德公于天下，而佛老敢私之，彼则有所利也。彼以为天下之情乐于放而艰于检，与之为无涯者易诱，而囿乎形器者人将病其难。礼乐仁义之具或为人所病也，则莫若取道德之说形之于太高，而尽绝先王之仁义，以便天下之己从。于是仁义之说始卑而日衰。韩愈又从而私之，「定名」之论盖兴于佛老之后也。嗟夫！不抑则不扬，不离则不同，吾不意夫理之公论至是而为私说也！虽然，天下之人不可以大言震也。盖理散于无所纪极，而人情易于好名也。理散于无所纪极而人情易好名，而大言以震之，天下荡矣。尝观孔孟之与门人弟子答问，循循焉如有所畏也。自颜子止于问仁，而未始一语及道。孟子游战国，外仁义不谈也。孔孟非啬夫道德也，为天下言之，不敢尽也。是故苟可以教人，则君子宁之屈，而不敢孤。洒扫应对，子游末之，子夏以为诬。呜呼，吾乃今知愈之说犹有益于教，而佛老诬天下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