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有常言曰：兵者，治世之所讳也。治世之士不言兵，治世之民不执兵，变刀为犊，变剑为牛，变矛戟为锄耰，变营垒为畎亩，凡鸟占云祲、金版六韬之书，皆束之高阁，使天下不复知有兵之名，然后足为至治之极。呜呼，何其不思之甚邪！治世虽未尝好战也，亦未尝忘战也，虽未尝用兵也，亦未尝去兵也。先王于太平至治之世，严师徒，肃号令，谨阅习，所以销患于无形，保治于无极，曷尝以兵为讳哉？且虞周之时为治邪？为乱邪？虽甚愚者，知其为至治也。舜当至治之时，固可以忘战而去兵矣，然典、谟所书，在内则明射侯以为教养之术，在外则奋武卫以为备禦之防，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练，固未闻其以兵为讳也。武王之时为治邪？为乱邪？虽甚愚者亦知其为至治也。武王当至治之时，固可以忘战而去兵矣，然司马所掌，于春于夏则有振旅茇舍之名，于秋于冬则有治兵大阅之法，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练，固不闻其以兵为讳也。舜之备既具，固可以鼓琴而咏南风之诗；武王之备既具，固可以建櫜而奏戢戈之颂。人见其鼓琴之逸，而不知其为备如此之劳也，遂以为舜之治尽于鼓琴；人见其建櫜之易，而不知其为备如此之难也，遂以为武王之治尽于建櫜。使鼓琴可以尽舜之治，则房琯之惑董廷兰，何为有陈涛之败邪？使建櫜而可以尽武王之治，则始皇之铸金人十二，何为有胜、广之乱邪？鼓琴一也，舜则可以，琯则不可者，有备无备之分耳；建櫜一也，武王则可以，始皇则不可者，有备无备之分耳。房琯不善学舜者也，始皇不善学武王者也。论至于是，孰谓练兵严备非太平之先务也？愚故曰：兵者，非治世之所讳者也。大抵销兵不足以销兵，惟治兵乃可以销兵；偃武不足以偃武，惟讲武乃可以偃武。人徒见文帝之结和比邻，烟火万里，以为偃武之功也，殊不知文帝所以致此者，以有细柳棘门之备而已。人徒见章帝之儒馆献歌，戎亭虚堠，以为偃武之功也，殊不知章帝所以致此者，以有金城戍边之备而已。人徒见太宗之四夷冠带，胡越一家，以为偃武之功也，殊不知太宗所以致此者，以有殿廷习射之备而已。晋武帝当平吴之后，可谓治矣，恃其治而撤去州郡之备，终致五胡之乱，岂非忘战之害乎？玄宗当开元之后，可谓治矣，恃其治而撤去中国之备，终致禄山之乱，岂非忘战之害乎？德宗当兴元之后，可谓治矣，恃其治而撤去河朔之备，终致藩镇之乱，岂非忘战之害乎？由是观之，销兵乃所以召兵，阅武乃所以偃武，其理甚明，无足疑者。然则人君当无事之时，其可不为先事之备乎？抑尝谓众人之所轻，乃明君之所重；众人之所后，乃明君之所先。凡开阖操纵之权，固非常情之能窥测也。何以知之？以光武之事知之。当用兵之际，众人之所重者骑射也，所轻者《诗》、《书》也，光武乃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，于战马扰攘之中而笃仁义礼乐之用，轻人之所重，重人之所轻，非有先物之几，孰能与于此乎？当偃兵之际，众人之所先者，文事也，所后者，武备也。光武乃疏筑亭障，脩明烽燧，于宴安閒暇之中，而严守禦捍防之备。后众人之所先，先众人之所后，非有先物之几，孰能与于此乎？天下方尚武，吾独示之以文；天下方尚文，吾独抗之以武。一弛一张，与时推移。彼见其胜敌谓之勇，见其治国谓之柔，是皆刻舟胶柱而求其迹者也，乌足以知光武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