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庙中兴之初，纪载时事者类非一书，间有异同，无从质正。初，史官奏请诏随龙人与藩邸帅府旧僚并前宰执各令记录事迹，撰为一书以进御，取其实而不诬者降付史官。计当时臣僚应为此书者多矣，而高庙独以属四人，盖妙选也。大资政董公预焉，是高庙深知公之必不诬也。旧尝见一二编，未问登载之工拙，纪事之虚实，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状，故见者多疑其私。公初为《大元帅行军录》，遇盗亡失。既无复见，今读此编，据一时见闻之实，以事系日，炳炳如丹。扈从之久，亦云劳矣。曾不自言，止载二奏劄之可考者。若制诏书檄及李纲、宗泽之表奏，何烈之《小史》，徐伟之《忠谋录》及《痛定录》等，皆公以为可信者，并裒而上之。然则此编是所谓实而不诬者，真可备史氏之采择，以信后世，岂特为董氏之家宝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