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曰浮言勿摇。臣尝论之：夫人之为国，利之不能不喜，害之不能不惧。惟其当利害之际，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，惧而不露其惧之之迹，故其虚实不可得而窥，而浅深不可得而测。何者？虑之素定故不摇，养之素厚故不惊。彼其轻喜而骤惧者，皆虑之不定、养之不厚，故仓卒迫惧之中，利得以怵而动，害得以胁而迁。嗟夫！天下之变生于有间而可入，善为国者深藏其喜惧之端，补绽缝隙以自秘其肺腑，使人探之而莫能抵其渊，叩之而莫能揣其钥，穷搜曲览而莫能得其要领。当是之时，虽有强邻悍敌，亦且逡巡退缩而不敢措意于我。臣观自古谋人之国，既先诱之以利，又喝之以害，所以寻其间也，或者不能，闭其寻之之路，而开其入之之门。喜惧之情洋溢于内，表著于外，故堕其计而不知，此何异搏人而授之以手足，盗在门而自启其键也，其亦可谓大惑矣。盖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赵璧，赵人虽吝于予璧而喜于得城，璧既入而城不割，则仓皇携璧以归。夫秦人以虎狼之心，欲尽吞诸侯而宰天下，其志岂在璧也，而藉以试赵，赵人信之，则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。是以暴骜陵劫，至于加兵而不忌，盖知其无能为也。楚子伐宋不服，令其师曰：「筑室反耕」。楚乌能筑室反耕也哉，何者？越千里以伐人，而强晋蠢蠢然又有欲动之势，形孤而心摇，必不能久矣。而华元不得其情，震悼惴慄，奔走求盟，若不可以终日，此其势不得不折而归楚。是二国者，其初未尝有致弱之形，而不能自窒其间。近者传北朝欲归河南之地，臣闻之士大夫以为朝廷至于动色相庆。已而闻北朝欲迁汴京之都，臣闻之士大夫以为朝廷错愕而莫知所为。夫河南之归、汴京之迁，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，何者？古之弃地有三：或不能有而弃，或无所得而弃，或交相易而弃。此三者今北朝皆无焉，臣固知河南之不归也。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，臣恐北朝之谋以利诱我，而试其喜不喜也。古之迁都有三：或以兵火残敝而迁，或以邻敌窥伺而迁，或以形势迫隘而迁。此三者今北朝皆无焉，臣固知汴京之不迁也。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，臣恐北朝之谋以害喝我，而试其惧不惧也。此正当今窒间之时，而喜惧之形乌可轻出哉！臣读东晋《谢安传》而详观之，处利害之际，至于苻坚之寇而不为惧，谢玄之胜而不为喜，未尝不咨嗟叹息，以为后世君子之莫及。而推原其故，则盖本于虑之素定而养之素厚，是以利不能诱，害不能喝。夫天下之事缘饰之则以文雅，而镇压之则以器局。就二者而轻重之，宁不足于文雅而器局之，君子天下国家不可一日无也。

二曰小利勿动。臣尝论之曰：静而观利害之变，揣其轻重，量其多寡，而择其害轻利重、害寡利多者为之。虽间有所拂于世俗，然固当有所勿恤，何者？天下之利害纷纶反覆于冥漠之中，搏之而不可，执其形寻之而不可，究其端然，轻重自有定势，而多寡自有定量，甚不难知也。今夫以铢两钧石而视衡，则铢不若两，两不若钧，钧不若石；以龠合升斗斛而观量，则龠不若合，合不若升，升不若斗，斗不若斛。善处利害者如衡之于铢两钧石，量之于龠合升斗斛，深明于毫忽之间，曲辨于勺撮之际。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气不定，高则为名所眩，下则为利所怵，是以轻重之定势、多寡之定量，举惶惑颠倒而莫知。晃错之削七国，朱异之纳侯景，杨国忠之服安南，昔以为利一而害百者。利一而害百，虽童子亦有所避而不为，执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识，亦可谓大拙矣。臣尝叹伏会昌宰相李德裕之善处事，以为非庸材常智所可及。乌介可汗饥不能振，退浑党项请以部落击之，因天德军使田牟以为言，德裕曰：「不可，沙陀退浑不可恃也，见利则进，遇敌则走，谁肯为用耶？天德兵素弱，以一城与劲敌角，必败」。黠戛斯来言攻安西、北庭，武宗欲求其地，德裕曰：「不可，安西距京师七千里，北庭五千里，异时河陇为我郡县，故能缓急调运。河陇既入吐蕃，则何所兴发，何道馈挽，纵得无用」。嗟夫！有诛敌之便而不进，有得地之势而不取，此庸材常智之所谓失机者也，而德裕所以揣轻重者甚明，而量多寡者甚精。以为诛敌而生衅，则不如勿诛；得地而耗财，则不如勿得，故他人以为可，德裕以为不可。而今之谋利害者不然。近者括沙田，籍铜器，此其为利亦末矣。臣闻之士大夫，沙田之数租以石计，钱以缗计，殆不过十数万，而淮、浙西之民咨嗟愤恨，有甚不堪者。举天下之铜器而付之炉冶，或者以为风餐土食之馀，薪烹火化之后，颇不利于铸钱，而生民器用一扫而空之。此二者皆以豪发之利而召天下之怨，岂非谋利害者不揣轻重、不量多寡之过与？臣闻天下之人谁能皆有以顺适其意，茍使吾事举而有功，功成而有利，则虽朝谤夕诽，固有不必问者。今之所图者百分之劳，曾未有一分之获，而天下已纷纭议论而不可禁，臣窃以为善计利害者不为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