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无二道，圣人无两心。其著书所以传道，其垂教所以救时。救时之弊不同，故迹之出亦异。其迹既异，故立言有不同，使后世之士于此异观，而以孔、老为殊训也。苟通其道而不窒以时，会其心而不拘以迹，得其意而不泥以言，则诸圣之书相为终始，固未尝少戾也。自三代之季，圣王不作，天下溺于文胜之弊，无以反其情性而复其初，道降德衰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老聃氏生于周，以濡弱谦下为表，以虚空不毁万物为实，故其去藏室而隐也。关令尹喜请著书，遂作八十一章，以畅道德之旨。其辞简，其理远，以深为根，以约为纪，以本为精，以末为粗，必欲使斯民复结绳之朴而后已，其所以扶教救时可谓切至矣。不幸后世不见天地之全功，圣人之大体，儒者若马迁氏至谓学儒者黜老，学老者黜儒，道不同不相为谋也；扬雄氏曰「绝灭礼乐，吾无取焉」；韩愈氏曰「坐井观天，其见者小也」。三君子者，一何不知圣人之甚欤！盖道犹岁也，圣人时也。夏以生出为功，秋以收敛为德，一则使之荣华而蕃鲜，一则使之凋悴而反本，相因而岁功成焉。且自伏羲始造法，迄于尧舜，三代礼乐制作炳然大备，则夏之时也。当老子之时，礼文过度，若不歛浮华而归道德，圣功何由而成哉！其言「失道而后德」至「失义而后礼」、「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」者，谓天下莫尊于道德，而莫卑于礼。苟自礼反之于仁义，仁义复归于道德，其于治天下有不足为矣。所以黜仁、义、礼、智而皆以道德著书，诏天下后世，其言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」，夫大易之初，浑沦而已，无形体之可见，无气质之可名，逮乎易变而为一，始有数矣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，九者究也，乃复归而为一，即其所生而归之也。如此变化往复，何有穷尽！故老氏著书九九篇，以明阴阳消息、祸福倚伏、天道往来、人事终始，无不备焉。孔子与老氏同时，皆著书以垂不朽。孔子曰「我学不厌」，老氏则绝学；孔子曰「必也圣乎」，老氏则绝圣；孔子贵仁义，老氏弃仁义；孔子举贤才，老氏不尚贤；孔子曰「智者不惑」，老氏曰：「以智治国，国之贼」。其立言大率相反。是岂故相乖背耶？盖孔子立道之常，以经世变，老子明道之本，以救时弊，其势不得不然也。绝学则使己任其性命之情，而造坐忘日损之妙；绝圣则使人安其性命之情，而无惊愚明污之志；弃仁义则无蹩躠踶跂之私，使天下不独亲其亲，子其子，而同归于孝慈；不尚贤则无儒墨毕起之争，使天下无夸跂相轧之心；「以智治国，国之贼」，言浇伪多而智愈困，孰若政闷闷而民淳淳哉！其所以立言不同者，以此。及庄周之书，寓言十九，发明玄旨，多假孔、老相为问答，而传亦载其问礼之事。使其道异耶，何为有「窃比老彭」及「犹龙」之语？是必有名异而实同者。后世束教之士，以迹观圣人，相去益远矣。老子曰：「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」。万世之后，一遇圣贤，既以其所知行之，而成清静之治，又以其所言发之，而为博大之书，使四海还淳，道德不废，抑何幸欤！抑何幸欤！文康公葛邲次仲述（《道德真经藏室纂微》卷首，正统道藏本。）。

按葛邲字楚辅，谥文定，而「文康公」为葛胜仲，「次仲」为胜仲兄，字亚卿。此文署名有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