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书裁答，方惧不韪，荐承教毕，蒙有以警笃之。其意良厚，有以知君子成人之际，且足以见涵泳于六经之说，不以先儒之故而置圣人之学，知感且羡。书辞宜答，请以所闻于古者复之。《诗》古乐经，其文古之乐章也。《书》云「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」。三百五篇，非主于声而已。太史以《国风》系先王之旧俗，二《雅》识其政事，《颂》播郊庙，是皆职在太师。盖遒人之官，采之天下，施之当时之用者，先王之盛，教化之美，颂声翕绎，蔼然成章；不得于言，固有不能宣之于口，被之声律以供燕享。有若《南陔》、《华黍》之诗者，虽有其义，不强为之辞，《仪礼》所谓「笙诗」，先儒以为「亡诗」者也。王者功成之乐，庶人无所得议，纯一之化加乎四海，比屋皆有可封之俗，四方安有殊风之事？召伯、韩侯之盛，一皆见之周诗《甘棠》诸篇，《南》、《雅》所存是也。四诗之正，恶有所谓变哉！观于《诗序》之文，正变为可言矣。《诗序》于先王之诗，皆言朝廷之所施用，其所称叙，不过一诗之指，幽、厉之雅，邶、鄘之风，视前序为何如，正变断可知矣。《豳风》之作，亦以当时之变，豳尝变而终不克变，成王、周公之美也。变风见录，起于政俗之异，国自为次，固其理也。邶、鄘之不合于槔，自其邦人之不予，诗章自为篇帙，初非前有其叙。圣人删《诗》而为之次第，则因变之后先。《国风》起周、召、邶、鄘而迄于豳，见治乱有可易之理，以为序有因改，斯为不可厚诬。反鲁所正之诗，止于雅、颂而已。来教谓诗之作，起于教化之衰，所引康王晏朝将以为据。《鲁诗》所道，可尽信哉？求《诗》名于《礼经》，非后世之作也，又安知《关雎》作刺之说，非赋其诗者乎？降王而不予卫，是非圣人为之。邶、鄘灭而音存，故非卫所能乱。政不加于天下，则王不可谓雅，所云系于所得之国，与《春秋》之王城，确实而言，惟其理也。然诸侯之兼并，非独邶、鄘为然，圣人不以灭国系诸侯之风，非为因地而已。夫《诗》家之音律，犹《易》家之象数。圣人于《易》称君子之道四，则《诗》之声文未可以一偏取。孔子固尝弦歌合乐，而亦不为无取于辞，《角弓》、《唐棣》之去留，义之可得而通者。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，非圣人莫能为之，然其源流岂无所自？《易·系》不皆兴于孔氏，则《诗》、《书》可以类知；如孔子自己为之，必有不能为之者矣。走于反古《诗》说虽不主于先儒，于其所长不敢废也。古人尚或采之刍荛之说，况圣人之徒欤！务相乖违，非反古之道矣。不能自明六经之学，诚世儒之深病；凿空以攻先儒之论，不亦后世之罪人哉？观于会通，则古道之去人不远矣。某学不足以知古，乐求古人之意，聊以自诳，非缘垂世而立言。执事不以其愚，赐之提诲，此道之不作久矣，何意闻此正音！临文者不敢借辞，益重不敏，幸为隐恶。本不足以示人，既沐诲言，不敢不既其说，尚为时复教告，以适翘跂之私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