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山县学故有三贤堂，以祀正介先生周君颖、赠宣教郎徐君揆、逸平先生徐君存。而今知县事金华邵侯浩又益以故谏议大夫毛公注、赠朝请郎毛公㮚，且更其扁曰「景行之堂」而状其事，且为书来告曰愿有记也。熹考其状，既知五君子之学行气节真足以风厉当世而兴起后来，读其书，又叹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备而待其人者之远也。盖正介之行信于乡而闻于朝，其立言垂训，褒善贬恶，又皆足以为后世法。虽其事业不得见于当年，然其所立已不但为一乡之善士而已也。谏议遭时遇主，奋不顾身，排击巨奸，夺其政柄。当是时，天下庶几望至治焉。不幸不究其用而废绝以死，有志之士至今恨之。然不特为公恨也。至于叔缜骂贼不屈，以明官守之义；宅卿捐躯虏营，以纾君父之急，其事尤难，其节尤伟。而逸平受业程氏之门人，得诸心，成诸行，又能推其说以教人，仪刑音旨之传，于今尤未远也。夫以区区百里之间，而其先贤之学行气节可以风厉当世而兴起后来者如此，可谓盛矣。昔人之祠之也，其意岂不美哉？然得其三而遗其二，又限其目，而不使后人复有勉慕企及之思也，是则识者犹或病之。邵侯于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，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，而撤其限以视，若有待于来者，是不亦教其人之备而待其人之远乎？呜呼，是亦可书也已！抑熹又尝窃有说焉。盖士有学有德，而后其言行有可观，有行有言，而后其节义有可贵。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。然人之所禀不同，而其所遭亦异，故得于身者或无以验其事，成于终者或无以考其初。此论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难，而欲择其所从者，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。然则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，又可不知其所务之先后而循序以求之哉？邵侯读《大学》之书而有感于絜矩之一言，其平居论天下事而有所不平，未尝不慨然发愤而抵掌太息也。然则其于五君子者，固已非苟知之，而亦庶几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。其为此举，夫岂偶然而已哉？因为之识其本末而并记此意，以视其学者云。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，新安朱熹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