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道戊子春夏之交，建人大饥。予居崇安之开耀乡，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，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：「民饥矣，盍为劝豪民发藏粟，下其直以振之」？刘侯与予奉书从事，里人方幸以不饥。俄而盗发浦城，距境不二十里，人情大震，藏粟亦且竭。刘侯与予忧之，不知所出，则以书请于县于府。时敷文阁待制信安徐公哲知府事，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溯溪以来。刘侯与予率乡人行四十里，受之黄亭步下。归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，以率受粟。民得遂无饥乱以死，无不悦喜欢呼，声动旁邑。于是浦城之盗无复随和而束手就擒矣。及秋，徐公奉祠以去，而直敷文阁东阳王公淮继之。是冬有年，民愿以粟偿官贮，里中民家仓廥皆满，议将辇载以归有司，而王公曰：「岁有凶穰，不可前料。后或艰食，得无复有前日之劳？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」。刘侯与予既奉教，及明年夏，又请于府曰：「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，新陈未接，虽乐岁，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，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，后将红腐，不复可食。愿自今以来，岁一歛散，既以纾民之急，又得易新以藏，俾愿贷者出息什二，又可以抑侥倖、广储蓄，即不欲者勿强。岁或不幸小饥，则弛半息；大侵则尽蠲之，于以惠活鳏寡，塞祸乱原，甚大惠也。请著为例」。王公报皆施行如章。既而王公又去，直龙图阁仪真沈公度继之。刘侯与予又请曰：「粟分贮民家，于守视出纳不便，请度地里中，放古法，为社仓以储之。不过出捐一岁之息，宜可办」。沈公从之，且命以钱六万助其役。于是得籍坂黄氏废地而鸠工度材焉。经始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，为仓三，亭一，门墙守舍，无一不具。司会计、董工役者，贡士刘复、刘得舆、里人刘瑞也。既成，当受翰，刘侯与予又请得县官一人参掌出纳，于是尉潘子韶以檄来。明年夏，而刘侯之官江西莫府，予又请曰：「复与得舆皆有力于是仓，而刘侯之子将仕郎琦尝佐其父于此，其族子右修职郎玶亦廉平有谋，请得与并力」。府以予言悉具书礼请焉，四人者遂皆就事。方且相与讲求仓之利病，具为条约，会丞相清源公出镇兹土，入境问俗，予与诸君因得具以所为条约者迎白于公。公以为便，则为出教，俾归揭之楣间，以视来者。于是仓之庶事细大有程，可久而不坏矣。予惟成周之制，县都皆有委积，以待凶荒。而隋唐所谓社仓者，亦近古之良法也。今皆废矣，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。然皆藏于州县，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。至于深山长谷，力穑远输之民，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。又其为法太密，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，往往全其封鐍，递相付授，至或累数十年，不一訾省。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，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。夫以国家爱民之深，其虑岂不及此？然而未之有改者，岂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，欲一听其所为，则惧其计私以害公；欲谨其出入，同于官府，则钩校靡密，上下相遁，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，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。今幸数公相继，其爱民虑远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，又皆不鄙吾人，以为不足任，故吾人得以及是。数年之间，左提右挈，上说下教，遂能为乡闾立此无穷之计。是岂吾力之独能哉？惟后之君子视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，无计私害公，以取疑于上，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，如数公之心焉，则是仓之利，夫岂止于一时？其视而效之者，亦将不止于一乡而已也。因书其本末如此刻之石，以告后之君子云。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，新安朱熹记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七七。又见《黄氏日钞》卷三六，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一，《荆川稗编》卷一○七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食货典卷九九，康熙《建宁府志》卷四四，《渊鉴类函》卷一三六，乾隆《福建通志》卷七一，道光《鄱阳县志》卷八，《武夷山志》卷二○，道光《福建通志》卷五一，《南宋文录录》卷一○，《宋元学案补遗》卷四九，《福建金石志》石九。）。

得：右引作「德」。注〔九〕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