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生之谓性」一章，论人与物性之异，固由气禀之不同，但究其所以然者，却是因其气禀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。所以孟子分别犬之性、牛之性、人之性有不同者，而未尝言犬之气、牛之气、人之气不同也。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」一章，亦是如此。若如所论，则孟子之言为不当，而告子白雪、白羽、白玉之白更无差别反为至论矣。程先生有一处有隙中日光之论，最为亲切。更须详味，于同中识其所异，异中见其所同，然后圣贤之言通贯反覆，都不相碍。若只据一偏，各说道理，则互相逃闪，终身间隔，无复会通之时矣。

杞柳之性固可以为杯棬，然须斫伐裁截，矫揉而后可成。故孟子言戕贼杞柳而后可以为杯棬也。若杞柳可以为杯棬而楩楠不可以为杯棬，又是第二重道理，与此元不相入，不当引以说也。此等处须且虚心看它圣贤所说文义指意，以求义理之所当，乃为善学。若如所论，徒为纷扰，不惟枉费思虑言语，而反有害于穷理之实也。

多怨之说固有此理，但恐如此包裹费力，圣人之言简易平直，未必如此屈曲。且依程先生说为善。

五行太极便与生之谓性相似，以为同则同中有异，以为异则未尝不同。

亲亲、长长、贵贵、尊贤，皆天下之大经，固当各有所尚，然亦不可以此而废彼。故《乡党》虽上齿，而有爵者则俟宾主献酬礼毕然后入，又席于尊东，使自为一列，不为众人所压，亦不压却它人，即所谓遵也（遵亦作僎。）。如此则长长、贵贵各不相妨，固不以齿先于爵，亦不以爵加于齿也。

祭五祀说见于《月令》注疏甚详，可自考之。

「越绋」之说注虽简，疏必详，此等可自检看。居丧不祭，伊川、横渠各有说。若论今日人家所行，则不合礼处自多，难以一概论。若用韩魏公法，则有时祭，有节祠。时祭礼繁，非居丧者所能行。节祠则其礼甚简，虽以墨缞行事，亦无不可也。

丧礼自葬以前皆谓之奠，其礼甚简，盖哀不能文，而于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礼事之也。自虞以后，方谓之祭，故礼家又谓奠为丧祭而虞为吉祭，盖渐趣于吉也。酹酒有两说，一用郁鬯灌地以降神，则唯天子诸侯之礼有之。今其书亡，不可深考。一是祭酒，盖古者饮食必祭，今以鬼神自不能祭，故代之祭也。今人虽存其礼而失其义，不可不知。

礼必本于太一，高氏说恐不然。

赣州所刊《语解》，乃是郑舜举侍郎者（名汝谐。）。中间略看，亦有好处。但如所引数条，却似未安。今且论其一二大者。如三仁之事，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所载互有不同，但《论语》只言微子去之，初无面缚衔璧之说。今乃舍孔子而从左氏、史迁，已自难信，又不得已而曲为之说，以为微子之去乃去纣而适其封国，则尤为无所据矣。此乃人道之大变，圣贤所处事虽不同，而心则未尝不同。故孔子历举而并称之，且皆许其仁焉。更须玩索，未可轻论也。绝四之说尤为无理，且更虚心看《集注》中所引诸先生说，不必如此求奇，失却路脉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