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书所论方叔所说不同者，只是渠以知觉为性，此是大病。后段所谓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，亦只是认著此物而言耳。本领既差，自是不能得合。今亦不能枉费言语，但要学者见得性与知觉字义不同，则于孟子许多说性善处方无窒碍，而告子「生之谓性」所以为非者乃可见耳。才卿所论《中庸》戒惧谨独二事甚善，但首章之说性，或通人、物，或专以人而言，此亦当随语意看，不当如此滞泥也。盖天命之性虽人物所同禀，然圣贤之言本以修为为主，故且得言人。而修为之功在我为切，故又有以「吾」为言者。如言上帝降衷于民，民受天地之衷以生，不可谓物不与有。孟子言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」，不可谓他人无此浩然之气也。又谓微细之物亦皆有性，不可以仁、义、礼、智而言。微物之性固无以见其为仁、义、礼、智，然亦何缘见得不是仁、义、礼、智？此类亦是察之未精，当更思之。又谓所谓率性，只就人物当体而言，却欲删去「而言之」三字，此亦误矣。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别处，非是以人率性而为此道也。谢氏天地不恕之论，所说亦未当。凡此之类，有本不须致疑者，但且虚心反复，当自见得，不必如此横生辩难，枉费词说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