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鹿闻极留念，甚喜甚善。所谓时文之外别无可相启发者，语似过谦。此亦在夫为之而已，岂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窥其门户哉！所喻三代正朔之说，旧尝疑此而深究之，卒至于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，因置不论。今读来喻，考究虽详，然反复再三，亦未有以释所疑也。如云周家记年必首十一月，而《春秋》乃书春正月，又云未尝改月号，以冬为春，假夏月而乱周典，则未知《春秋》所谓春正月者，其下所书之事为建子月之事耶？建寅月之事耶？若云建子月事，则春正月者岂非改月号而以冬为春？若云建寅月事，则是用夏正月而乱周典矣，安得云未尝云云如是耶？前人盖已见此不通，故为胡氏之学者为之说曰，春正月者，夫子意在行夏之时，而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也。其下所书之事即建子月之事，无其位而不敢自专也。如此则或可以不碍。然《春秋》所书之月遂与月下之事常差两月，则恐圣人作经又不若是之纷更多事也。凡此之类，反复推说，尽有可通，亦尽有可难。虽尝遍问前辈，亦未有决然坚定不可移之说。窃谓读书凡若此类，与其求必通而陷于凿，且又虚费日力而无补于日用切己之功，则似不若阙之之为愈也。若夫所谓日用切己之功，则圣贤言之详矣。其在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者文义分明，指意平实，读之晓然，如见父兄说门内事，无片言半词之可疑者什八九也。曷为不少置其心于此，而必用意于彼之崎岖哉？因书附报，偶及于此，幸明者有以察之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