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杰去岁尝读《中庸》，妄意辨析先儒之说，今春录以求教矣。间在鄱阳，有一朋友举《或问》二十七章之说来言曰：「先生以德性、广大、高明、故与厚者为道之大，以问学、精微、中庸、新与礼者为道之小，何也」？人杰始而疑之，因检《章句》、《或问》研究是说，忽悟其旨。盖此章首言「大哉，圣人之道！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于天」，则道之极于至大而无外者也。「优优大哉，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」，则道之入于至小而无间者也。大小兼该，本末不遗，行之者其在人乎。继之以「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」，诚谓道之所以极于至大至小而莫不具举而无遗者，必待至德之人以行之也。夫既论其必至德然后可以行至道之意矣，而其指示学者所以进于是道（先生改作「修是德」。）之工夫，则又不可不详言之，于是又继之曰：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」，所以示学者之于此道不可徒志其大而遗其小，得其本而遗其末，驰意于高远而不求夫致知力行之实也。知乎此，则横渠之说与夫吕氏、游、杨之说皆所以发明此理，而人杰前日之疑是乃见理不明，妄议之也。吕氏、游、杨有未安处，《或问》既言之矣。若杨氏又以温故知新为道问学之事，敦厚崇礼为道中庸之事，则恐不必如此说，以害正意耳。侯氏以礼为道之物，不知道之理果何谓也。至其辨杨氏道非礼不止之言之失，却似可取。谨复具此以求教，不知先生以为如何？

此说得之，但「进于是道」者未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