友恭坐时亦间有虚静之象（此时却是无欲。），而未能无欲也（此谓平时。）。所恨工夫未能接续，故惮烦失错之处极多。惟其惮烦，愈多失错。深知之而不能改，盖欲静意胜也。

所论皆善，但不可如此迫切计功，非惟无益，反有所害。宜深戒之。

横渠先生曰：「德不胜气，性命于气；德胜其气，性命于德。穷理尽性则性天德，命天理。气之不可变者，死生修夭而已」。横渠说「性命于气」「性命于德」之「命」，恐只是听命之意。「性天德，命天理」，「天理」云者，亦曰听命于德，无非天理之当然耳。不知是否？

「性命于气」，恐「性命」两字须作一般看，言性命皆出于气禀之偏也。「性天德，命天理」，即所谓性命于德。

「惟圣人可以践形」云者，践行当来吾身所具之理也。「可」云者，尽理而无馀欠也。杨氏体性之说如何？

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「践形」字，甚善。「践」犹践言、践约之「践」，非谓践行所具之理也。杨氏体性之语不可晓。

太子蒯聩得罪灵公，出奔晋赵氏。灵公尝游于郊，谓公子郢曰：「我将立若为后」。灵公卒，夫人奉遗命而立郢。郢以辄在为辞，于是国人立辄。辄立十二年，辄出亡，蒯聩入，是为庄公。庄公立三十年而出奔。友恭窃详此事，妄意谓辄不顾其父而自立，固已失父子之义矣。蒯聩得罪于父而出奔，乃因竖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台而盟立之，是不用先君之遗命，父子君臣之义俱失之矣。然则宗国所宜立者何人？其必郢乎？当郢辞国之日，国人立辄之时，辄能逃去，则郢无得而辞，蒯聩亦无复君卫之意。及夫蒯聩既入，良夫、悝母相与劫悝。是时悝能守之以死，则蒯聩安得而立哉？惜乎孔悝不知出此，一切付之无可奈何，此蒯聩所以立也。虽然，天下岂有无父子君臣之国哉，宜乎蒯聩未几而复奔也。

此论大概得之。但谓辄逃去，则蒯聩无复君卫之意，及蒯聩既立而复奔者，非是。盖辄自当逃去，非欲为是以拒蒯聩之来也。蒯聩脱或能守其国，亦不可知，但义理自不是耳，不必如此牵合也。

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为乱，及为卫之臣，又不能有所立。以子路之贤，为其家臣，其事如何？心甚疑之。亦何所见而如此？乞赐教。

圣人之门不使人逃世避人以为洁，故群弟子多仕于乱邦。然若子路、冉有之徒，亦太不择矣。此学者所当深戒也。

仲尼元气段中「并」字莫是包上两句否？「时焉而已」，「时」字恐是战国风气所致。

「并」，秋杀尽见，则以春生为主而兼举之也。「时焉而已」，语意不分明，未知端的指趣。如此所说亦通，或恐更有「时既无人，不得不自任」之意。或说秋杀气象不常如此，盖有时而或见之也。未知孰是，试并思之。

或谓游氏以「犯上作乱」为两节，据友恭所见，只是一节。据说「不好犯上」处亦贯忠顺而言，则知其非两节也。

「作乱」以上，后说得之。「为仁之本」一句，似皆未得其说。程说自与谢说不同，不可混为一说也。看得程说分明，则自见谢说之非矣。

或谓「传不习乎」是得于人而不习，友恭谓不习而传与人。或谓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无，故程先生以为内外表里。友恭谓尽己者自反而无慊于中，故曰内；以实者即此而施之于人，故曰外。或谓谢氏虽推广见得不止践言为信，亦恐包括不尽。后结云：「几于无我则能之，莫伤易否」？友恭谓说信处却不少包总，只欠以践言为信作本意。几于无我亦不为过。

「传习」恐当如前说。忠信后说近之，而亦未尽。盖忠信一理，但以所从言之则异耳。所云「自反无慊」、「即此而施」之语皆失之，更当别下语也。践言后说得之，无我前说得之。大率前说看得文意平直而伤于草略，后说子细而失之支蔓，有回互迁就之意。不知前说谁所论，不罪轻率也。

闵子侍侧。

旧说：「訚訚，和悦而诤也。侃侃，刚直之貌」。此训得之，更宜详味。「子乐」，但为乐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。如云不害为自得，皆其力分之所至，似皆衍说也。杨氏所引伤勇，亦非孟子之意。

「师过商不及」，详味此章，历考二子言行之间，有以知其因气禀之偏而失性情之正。

此说甚佳。二子晚年进德虽不可知，然子张之语终有慷慨激扬之气，子夏终是谨守规矩也。所云「气禀虽为未化，亦不可谓全未化也」，此语亦是。但似此立语，微觉有病耳。杨墨之说恐未然。杨氏之学出于老聃之书，墨子则晏子时已有其说也，非二子之流也。

屡空。

只是「空乏」之「空」。古人有「箪瓢屡空」之语是也。但言颜子数数空匮而不改其乐耳。下文以子贡货殖为言，正对此相反而言，以深明颜子之贤也。若曰心空，则圣人平日之言无若此者。且数数而空，亦不胜其间断矣。此本何晏祖述老庄之言，诸先生盖失不之正耳。

程子曰：「孔子弟子，颜渊而下有子贡」。夫子门人，要其归而论之，则曾子、仲弓、闵子、冉子恐不在子贡之下。莫以其天资颖悟而言否？程子所指意果如何？

此等不须遥度，造理深后当自见得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五○。又见《考亭渊源录》卷一二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学行典卷一○○。）。

语：底本原注一作「说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