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明向者侍坐，尝问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，既已知之而行之，或有未至，只是为私欲所挠耳。其要在窒欲。先生赐教云：「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见不尽」。时道中妄陈所见，以及无极太极、动静阴阳、五气五性与夫万事善恶之出，因言：「大端人伦，似只如此，不审如何著工夫，方见得尽」？先生云：「据说亦只是如此，无可思索。此乃『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』处。只要时习，常读书，令常在目前，久之自然见得」。某佩服至训，罔敢失坠。兹者辱书，又蒙诲以离群索居之际自能提撕，不废讲习体验之功，则与同堂合席，朝夕讲磨无以异矣。某执书三复，不胜感发。生我者父也，教我者夫子也。俛焉孳孳，毙而后已。因念颜子钻仰坚高，恍惚前后，喟然发叹，既知道体之无穷，又无所用其力，将欲罢之，而此理已跃如于中，有不容已者。而夫子循循善诱，复示以用力之方，博之以文，约之以礼。颜子穷格克复，既竭吾才，日新不息，于是实见此理卓然，若有所立，昭昭而不可欺，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，故曰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」。如颜子者，可谓真知者哉！夫博文约礼，先生所谓讲习体验之功也。所立卓尔，亦岂离降衷之性、固有之彝哉。而颜氏之真知如彼，后人之不能及又如此，进寸退尺，每诵师言，惕然警惧。辄敢推广先生之说，复以求教，详赐开晓。幸甚！

所论颜子之叹，大概得之，然亦觉有太烦杂处。约而言之，则高坚前后者，颜子始时之所见也；博文约礼者，中间用力之方也；欲罢不能以后者，后来得力之效验也。《中庸》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者，正谓此博文约礼工夫不可间断耳。若能如此实用其力，久之自然见得此个道理无处不在，不是块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，唤作心性也。若不如此，政使思索劳苦，说得相似，亦恐随手消散，不为吾有，况欲望其融会贯通而与己为一耶？旧见李先生常说少从师友，幸有所闻，中间无讲习之助，几成废堕。然赖天之灵，此个道理时常只在心目间，未尝敢忘。此可见其持守之功矣。然则所见安得而不精，所养安得而不熟邪？近时朋友漫说为学，然读书尚不能记得本文，讲说尚不能通得训诂，因循苟且，一暴十寒，日往月来，渐次老大，则遂漠然忘之，更无头绪可以接续。至有不获讲学之利而徒取废锢之祸者，甚可叹也。来喻盖已得此大意，然持之以久，全在日用工夫，勿令间断，久当自有真实见处也。

「班朝治军、莅官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；祷祠祭祀，非礼不诚不庄」。先生谓古人以诚庄对威严，盖为政以严为本，宽以济严之太过也。某向闻其语，犹未深订。近读《蒙》卦初六曰：「发蒙利用刑人，用脱桎梏」。而《程氏传》曰：「圣王设刑罚以齐其众，明教化以善其俗，刑罚立而后教化行。治蒙之功，若非威之以刑，使之脱去昏蒙之桎梏，则善教无由而入」。某反覆深思，若威信不立，诚不足以立政，然犹有疑焉。孔子曰：「居上不宽，吾何以观之哉」？窃谓居上以宽为本，宽则得众，严以济宽之不及耳。若一意任威，是《蒙》爻所谓「以往吝」也，其弊将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。抑又闻之，四德之元，犹五常之仁，故元为善之长，仁包义礼智三者，先之以仁，裁之以义。三代得天下以仁，莫不有惨怛之爱、忠利之教。所以不免于刑者，亦好仁恶不仁耳。今之为州县者不念民生之艰，刑罚失平，征取无艺，箠楚流血，苟以逃上官之责；而过于宽者，又一切废弛不立，所在有之。此固不足道，然先王为政之本，宽严先后之异施者，不敢不详讲。伏乞赐诲。

为政以宽为本者，谓其大体规模意思当如此耳。古人察理精密，持身整肃，无偷惰戏豫之时，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严，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耳。及其施之于政事，便须有纲纪文章关防禁约，截然而不可犯，然后吾之所谓宽者得以随事及人而无颓弊不举之处，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达明白，实受其赐，而无间隔欺蔽之患。圣人说政以宽为本，而今反欲其严，正如古乐以和为主，而周子反欲其淡。盖今之所谓宽者，乃纵弛，所谓和者，乃哇淫，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。故必以是矫之，乃得其平耳。如其不然，则虽有爱人之心，而事无统纪，缓急先后、可否与夺之权皆不在己，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。此事利害只在目前，不必引书传、考古今然后知也（缓急可否是两事，无程限则缓急不在己，不亲临则可否不在己。今见争讼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，须当计会案吏，然后得之，便可见其无政事，不待可否失当，然后知其缪矣。又如县道送两税簿上州磨审，皆有日限，有违失则纠正之，无即签押用印给还。今有数月不还者，守倅漫不加省。如此之类，不可胜数。以此为宽，不知孔子意里道如何也。）。但为政必有规矩，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，然后刑罚可省，赋歛可薄。所谓以宽为本，体仁长人，孰有大于此者乎！

河出《图》，洛出《书》而起八卦九畴之数，听鸣凤而生六律六吕之声。因思黄帝造律一事，与伏羲画卦、大禹锡畴同功。况度量权衡皆起于律，而衡运生规，规生圆，圆生矩，绳直准平，至于定四时、兴六乐，悉由是出。故曰律者万事之根本，学者讵可废而不讲哉！夫黄钟之管九寸，三分损一，下生林钟。林钟之管六寸，三分益一，上生太蔟。周旋十二律，复生黄钟。而还相为宫之义，又一宫各生五声，总十二律，凡生六十声。如八卦重而为六十四，皆自然之理也。然司马迁律数与班固《志》不同者多未晓，考其实亦无不同，但司马历书微隐，此等尤费思索耳。如黄钟长八寸七分，或谓「七」字是误，盖十分也，是为九寸。此等不审然否？十二律还相为宫，今考《礼运》疏义，黄钟为第一宫，下生林钟，为徵。上生太蔟，为商。下生南吕，为羽。上生姑洗，为角。林钟为第二宫，终于中吕，为第十二宫，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声。此数盖本于司马迁《历书》，然与黄钟为宫、太蔟为商、姑洗为羽、林钟为徵、南吕为羽、应钟为变宫、蕤宾为变徵者不同。其次大吕、太蔟，终于无射、应钟，凡十二律，迭相为宫，其下各有商、角、羽、徵、变宫、变徵之声。向见书堂七弦琴准用此法以定清浊高下之声，但不知疏义各为一说，孰是孰否？其必各有所主也。变宫、变徵，其声清耶？不知古律已用之否？或后来增加之也。至于埋律候气一事，尤所未晓。书传所载候气之法，置十二律于密室，实葭灰管埋之地中，一气至则一律飞灰。或疑所置诸律方不踰数尺，气至，独本律应之，何也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。或又按《隋志》之说曰：「律之长短不同，各齐其上，随深浅入地中。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，惟黄钟之管九寸，故达」。此说似为有理。今因其说而推之。十一月，黄钟，管长九寸。十二月，大吕，八寸四分。正月，太蔟，管长八寸。二月，夹钟，长七寸。推而下之，其长者递减。至九月，无射，五寸。十月，应钟，四寸五分。虽埋律之地方不踰数尺，气至无有不达，然候管长短不同，管长者气必先达，灰亦先动；管短者气达在后。亦如所谓南枝春先到，北枝差迟耳。不审然否？

律吕之说，今有《新书》并《辨證》各一册，及向时所撰序一篇，并往，可细考之，当得其说。凡十二律，各以本律为宫而生四律。如黄钟为宫，则太蔟为商，姑洗为羽，林钟为徵，南吕为角。是黄钟一均之声也。若林钟为宫，则南吕为商，应钟为角，太蔟为徵，姑洗为羽。是林钟一均之声也。各就其宫以起四声，而后六十律之声备。非以黄钟定为宫，太蔟定为商，姑洗定为羽，林钟定为徵，南吕定为角也。但黄、大、太、夹、姑、中、蕤、林、夷、南、无、应为十二律长短之次，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为五声长短之次。黄钟一均，上生下生长短皆顺，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声。十二律名，今俗乐亦用之。「合」字即是黄钟，但其律差高耳。《笔谈》言之甚详，可呼俗工问之。自林钟之宫而生太蔟之祉，则林钟六寸而太蔟八寸，祉反长于宫而声失其序矣。故以十二律而言，虽当为林钟，上生太蔟，而以五声而言，则当为宫，下生祉，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，其声方顺。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吕五寸有奇之商，则于律虽本为下生，而于声反为上生矣。自南吕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，则于律虽本为上生，而于声则又当用其半而为下生矣。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应钟四寸有奇之角，则于律虽为下生，而于声反为上生矣。其馀十律皆然。孔疏盖知此法，但言之不详耳（半律，杜佑《通典》谓之子声者是也。）。此是古法，但后人失之，而唯存黄钟、大吕、太蔟、夹钟四律，有四清声，即此半声是也。变宫、变祉始见于《国语》注中及《后汉·乐志》，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，六变七变而得之者，非清声也。如黄钟为宫，则第六变得应钟，为变宫，第七变得蕤宾，为变祉；如林钟为宫，则第六变得蕤宾，为变宫，第七变得大吕，为变祉是也。凡十二律，皆有二变，一律之内，通前五声合为七均。祖孝孙、王朴之乐皆同。所以有八十四调者，盖每律各添此二声而得之也。《新书》此说甚详。候气之说，其中亦已论之。盖埋管虽相近，而其管之长短、入地深浅有不同，故气之应有先后耳，非以方位而为先后也。但画一图，朝夕看诵，仍于指掌间轮之，久久自熟，乃见其妙。此又可验凡事皆然，别无奇巧，只是久而习熟，便是妙处也（《礼书》有此一卷，比《新书》差约。偶在他处，俟取到寄去看也。）。

天有黄、赤二道，沈存中云非天实有之，特历家设色以记日月之行耳。夫日之所由，谓之黄道。史家又谓月有九行：黑道二，出黄道北；赤道二，出黄道南；白道二，出黄道西；青道二，出黄道东；并黄道而九。如此即日月之行，其道各异。况阳用事则日进而北，昼进而长；阴用事则日退而南，昼退而短。月行则春东，从青道；夏南，从赤道；秋西，从白道；冬北，从黑道。日月之行，其不同道又如此。然每月合朔，不知何以同度？而会于所会之辰，又有或蚀或不蚀，悉未能晓。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黄道之上，或低而出黄道之下，或相近而偪，或差远而不相值，则皆不蚀。是时不能反覆，今望赐诲。

日月道之说，所引皆是。日之南北虽不同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。月道虽不同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。其合朔时，日月同在一度；其望日，则日月极远而相对；其上下弦，则日月近一而远三（如日在午，则月或在卯，或在酉之类是也。）。故合朔之时，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，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，于日则不蚀。或南北虽亦相近，而日在内，月在外，则不蚀。此正如一人秉烛，一人执扇，相交而过。一人自内观之，其两人相去差远，则虽扇在内，烛在外，而扇不能掩烛。或秉烛者在内，而执扇者在外，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。以此推之，大略可见。此说在《诗·十月之交》篇，孔疏说得甚详。李迂仲引證亦博，可并检看，当得其说。

《易启蒙》曰：「圆者《河图》之数，方者《洛书》之文」。夫《河图》无四隅之位，截然四正而方，谓之圆，何也？又曰：「圆者，星也，历纪之数，其肇于此乎」。注云：「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，二中以定律历，二终以纪闰馀」。今考班固《志》，天数始于一，中于三，终于二十五；地数始于二，中于六，终于三十。夫始、中、终盖如此，推之于刚柔、律历、闰馀，却有未深莹者。抑亦履端于始，举正于中，归馀于终之义乎？然亦不合。愿求其说。

《河图》既无四隅，则比之《洛书》固为圆矣。注中三句，本《唐书·历志》一行之说。二始者，一、二也。一奇，故为刚；二耦，故为柔。二中者，五、六也。五者，十日；六者，十二辰也。二终者，十与九也。闰馀之法，以十九岁为一章，故其言如此。然一章之数似亦附会，当时姑借其说以明十数之为《河图》耳。

「宁武子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」。此章一句，初理会不得。今读《集注》，参考《左氏传》，乃知武子当卫成公无道失国之时，周旋其间，尽心竭力而不去。及成公囚京师，武子求掌橐饘，赂医薄酖，免卫侯于死，终以复国。及元咺之讼，武子又独以忠而获免。其能保身以济其君如此，虽谓之智可也。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。夫子尝曰：「君子哉，蘧伯玉！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」。以伯玉之事责武子，虽谓之愚不识时，亦可也。然武子惓惓忠君，不避险艰，能为人所不能为，抑亦难矣。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，盖闵之也。今观《论语》一书，于有道无道之世屡致意焉。其称南容曰：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免于刑戮」。武子之免者亦幸矣。然武子仕卫两世，其君信任之，义不可弃之而去，其几于东汉王允乎。允又不免被害。尝闻先生诵周子之言曰：「学颜子之学，志伊尹之志」。夫伊尹，以天下为己任者也，治亦进，乱亦进。然使成汤不兴，聘币不至，虽五就桀，其志曷施？陈蕃，汉代人豪，驱驰险阨之中，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，屡退而不去者，以仁而为己任，非人伦莫相恤也。卒以谋疏见杀，亦昧于夫子免刑戮之戒矣。然陈蕃、王允犹是当时朝廷倚任，身居鼎轴，义当与国存亡。故程子曰亦有不当愚者，比干是也。若无言责官守，则如东海逢萌，当先汉之乱，愤三纲之既绝，挂冠东都门，浮海而去，惟恐其或缓也。君子之道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讵可不识时几？聊发狂言，以验中否。

所疑宁武子事大概得之。但为蘧伯玉、南容之愚则易，而为武子之愚则难。所以圣人有「不可及」之叹也。陈蕃、王允固不得为伯玉、南容之愚，然蕃事未成而谋已泄，允功未就而志已骄，则又不能为宁武子之愚矣。此其所以取祸也。然为逢萌则甚易，为二公则甚难，又不可以彼而责此，但当问其时义之如何与其所处之当否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