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谕忠恕之说甚详，旧说似是如此。近因详看明道、上蔡诸公之说，却觉旧有病。盖须认得忠恕便是道之全体，忠体而恕用，然后「一贯」之语方有落处。若言恕乃一贯发出，又却差了此意也。如未深晓，且以明道、上蔡之语思之，反复玩味，当自见之，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。如所引「忠恕笃钦」以下，尤不干事。彼盖各言入道之门、求仁之方耳，与圣人之忠恕道体本然处初不相干也。一阴一阳不记旧说，若如所示，即亦是谬妄之说。不知当时如何敢胡说？今更不须理会，但看一阴一阳往来不息，即是道之全体，非道之外别有道也。逆顺之说，康节以为先天之数。今既晓图子不得，彊说亦不通，不若且置之。《易序》两句大病在「彼此」二字上，今改得下面不济事也。凡此数说，姑塞来问，未知中否？有便却望垂教，幸甚幸甚！石丈相聚所谈何事？其笃诚好学已不易得，而议论明快，想讲论之际少所凝滞也。书来有少反复，草草作答，不能尽所言。大抵讲学只要理会义理非人所能为，乃天理也。天理自然各有定体，以为深远而抑之使近者，非也；以为浅近而凿之使深者，亦非也。学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决于心。夫心何常之有？好高者已过高矣，而犹患其卑；滞于近者已太近矣，而犹病其远。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学者所以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也。前此以陈、许二友好为高奇，喜立新说，往往过于义理之中正，故常因书箴之。盖因其病而药之，非以为凡讲学者皆当画于浅近而遂止也。然观圣贤之学与近世诸先生长者之论，则所谓高远者，亦不在乎创意立说之间。伊川云：「吾年二十时，解释经义与今无异。然思今日意味，觉得与少时自别」。又尹和靖门人称尹公于经书不为讲解，而耳顺心得，如诵己言，此岂必以创意立说为高哉？今吾辈望此地位甚远，大概读书且因先儒之说，通其文义而玩味之，使之浃洽于心，自见意味可也。如旧说不通，而偶自见得别有意思，则亦不妨。但必欲于传注之外，别求所谓自得者，而务立新说，则于先儒之说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。如此则用心愈劳而去道愈远，恐骎骎然失天理之正而陷于人欲之私，非学问之本意也。且谓之自得，则是自然而得，岂可彊求也哉？今人多是认作「独自」之「自」，故不安于他人之说，而必己出耳。凡此皆石丈书中未及尽布者，或因讲论之次，闲为及之，幸甚幸甚！并以呈齐仲、顺之，不知如此卑说还可高意否？二公更不及别书也。徐丈惠书云有疑难数板，却未见之，岂封书时遗之耶？偶数时村中乏纸，亦不别拜状，只烦为致此意，幸甚幸甚！顺之书中似以横渠「平易其心」之说为不然，谈何容易？更且思之为佳。盖所谓平易者，非苟简轻易之谓也。群居终日，别作何工夫？便中千万示及一二。苟有未安，不惮献所疑以求益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