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：臣窃惟皇帝陛下有聪明睿智之资，有孝友温恭之德，有宽仁博爱之度，有神武不杀之威。养德春宫，垂二十年，一旦受命慈皇，亲传大宝，龙飞虎变，御极当天。凡在覆载之间，稍有血气之属，莫不延颈举踵，观德听风。而臣适逢斯时，首蒙趣召，且辱赐对，得近日月之光，感幸之深，其敢无说，以效愚忠之一二？盖臣闻古之圣贤穷理尽性，备道全德，其所施为虽无不中于义理，然犹未尝少有自足之心。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之功者，固无一念之间断。及其身之所履有大变革，则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动于其心焉，所以谨初始而重自新也。伊尹之告太甲曰：「今王嗣厥德，罔不在初」。又曰：「今嗣王新服厥命，惟新厥德」。召公之戒成王曰：「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，自贻哲命。今天其命哲、命吉凶、命历年，知今我初服，肆惟王其疾敬德」。盖深以是而望于其君，其意亦已切矣。今者陛下自储贰而履至尊，由监抚而专听断，其为身之变革，孰有大于此者？则凡所以警动其心而谨始自新者，计已无所不用其极矣。而臣之愚犹窃有惧焉者，诚恐万分有一所以警动自新之目或未悉举，则衅孽之萌将有作于眇绵之间，出于防虑之外者。是以辄忘疏贱，而妄以平日私忧过计之所及者深为陛下筹之。则若讲学以正心，若脩身以齐家，若远便嬖以近忠直，若抑私恩以抗公道，若明义理以绝神奸，若择师傅以辅皇储，若精选任以明体统，若振纲纪以厉风俗，若节财用以固邦本，若脩政事以攘夷狄，凡是十者，皆陛下所当警动自新而不可一有阙焉者也。臣不胜犬马爱君忧国之诚，辄敢事为之说而昧死以献。谨条其事如左：

其一，所谓讲学以正心者。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，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。故人主之心一正，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；人主之心一邪，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。如表端而影直，源浊而流污，其理有必然者。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，莫不壹以正心为本。然本心之善，其体至微，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，尝试验之。一日之间，声色臭味，游衍驰驱，土木之华、货利之殖杂进于前，日新月盛，其间心体湛然，善端呈露之时，盖绝无而仅有也。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，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，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，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，胜利欲之私，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？然所谓学，则又有邪正之别焉。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，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，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者，学之正也。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，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，反之身则无实，措之事则无当者，学之邪也。学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鲜矣，学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鲜矣。故讲学虽所以为正心之要，而学之邪正，其系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审者又如此。《易》曰：「正其本，万事理。差之毫釐，缪以千里」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二，所谓脩身以齐家者。臣闻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故人主之家齐则天下无不治，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。是以三代之盛，圣贤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。盖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而夫妇之别严者，家之齐也；妻齐体于上，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，家之齐也；采有德、戒声色、近严敬、远技能者，家之齐也；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，苞苴不达，请谒不行者，家之齐也。然闺门之内，恩常掩义，是以虽以英雄之才，尚有困于酒色、溺于情爱而不能自克者。苟非正心脩身，动由礼义，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，则亦何以正其宫壸，杜其请托，检其姻戚而防祸乱之萌哉？《书》曰：「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」。《传》曰：「福之兴，莫不本乎室家；道之衰，莫不始乎梱内」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三，所谓远便嬖以近忠直者。臣闻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泥，不染而黑。故贾谊之言曰：「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无正，犹生长于齐之地，不能不齐言也。习与不正人居之，不能无不正，犹生长于楚之地，不能不楚言也」。是以古之圣贤欲脩身以治人者，必远便嬖以近忠直，盖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，薰莸之不相入。小人进则君子必退，君子亲则小人必疏，未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者也。能审乎此以定取舍，则其见闻之益、薰陶之助，所以谨邪僻之防、安义理之习者自不能已，而其举措刑赏所以施于外者必无偏陂之失。一有不审，则不惟其妄行请托、窃弄威权有以害吾之政事，而其导谀薰染，使人不自知觉而与之俱化，则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胜言者。然而此辈其类不同，盖有本出下流，不知礼义而稍通文墨者，亦有服儒衣冠，叨窃科第，而实全无行检者。是皆国家之大贼，人主之大蜮。苟非心正身脩，有以灼见其情状如臭恶之可恶，则亦何以远之而来忠直之士、望德业之成乎？诸葛亮有言：「亲贤臣、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亲小人、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」。本朝大儒程颐在元祐间常进言于朝，以为人主当使一日之中亲贤士大夫之时多，亲宦官宫妾之时少，则可以涵养气质，薰陶德性，此皆切至之言也。然后主不能用亮之言，故卒以黄皓、陈祗而亡其国。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颐说，故绍圣、元符之祸至今言之犹可哀痛。前事不远，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四，所谓抑私恩以抗公道者。臣闻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故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，则兼临博爱，廓然大公，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诚服。傥于其间复以新旧而为亲疏，则其偏党之情、褊狭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，而其好恶取舍又必不能中于义理，而甚则至于沮谋败国，妨德乱政，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盖左右厮役横加官赏，宫府寮属例得褒迁，固不问前例之是非，而或者又不问其有无，此固旧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。况今又有蚤怀奸心、预自凭结者，又将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而不顾其仰累于圣德；妒贤嫉能，禦下蔽上，而不忧其有害于圣政也。苟不有以深抑私情，痛加屏绝，则何以明公道而服众心，革宿弊而防后患乎？唐太宗之责庞相寿曰：「我昔为王，为一府作主。今为天子，为四海作主。为四海作主，不可偏与一府恩泽。若复令尔重位，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」。正为此也。又况有国家者，当存远虑，若汉高祖之戮丁公，我太祖之薄王溥，此其深识雄断，皆可以为后圣法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五，所谓明义理以绝神奸者。臣闻天有显道，厥类惟彰。作善者降之百祥，作不善者降之百殃。是以人之祸福，皆其自取，未有不为善而以谄祷得福者也，未有不为恶而以守正得祸者也。而况帝王之生，实受天命，以为郊庙社稷神人之主，苟能脩德行政，康济兆民，则灾害之去，何待于禳，福禄之来，何待于祷？如其反此，则获罪于天，人怨神怒，虽欲辟恶鬼以来贞人，亦无所益。又况先王制礼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报本享亲，皆有常典，牲器时日，皆有常度，明有礼乐，幽有鬼神，一理贯通，初无间隔。苟礼之所不载，即神之所不享。是以祭非其鬼，即为淫祀。淫祀无福，经有明文，非固设此以禁之，乃其理之自然，不可得而易也。其或恍惚之间，如有影响，乃是心无所主，妄有忧疑，遂为巫祝妖人乘间投隙，以逞其奸欺。诳惑之术既行，则其为祸又将无所不至。古今以此坐致乱亡者，何可胜数？其监盖亦非远。苟非致精学问，以明性命之理，使此心洞然，无所疑惑，当有即有，当无即无，则亦何据以秉礼执法而绝妖妄之原乎？先王之政，执左道以乱政，假鬼神以疑众者，皆必诛而不以听，其虑深矣。然《传》有之：「明于天地之性者，不可惑以神怪；明于万物之情者，不可罔以非类」。则其为妄，盖亦不甚难察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六，所谓择师傅以辅皇储者。臣闻贾谊作《保傅传》，其言有曰：「天下之命系于太子，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。教得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，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」。此天下之至言，万世不可易之定论也。至论所以教谕之方，则必以孝仁礼义为本，而其条目之详，则至于容貌词气之微，衣服器用之细，纤悉曲折，皆有法度。一有过失，则史书之策，宰撤其膳，而又必有进善之旌、诽谤之木、敢谏之鼓，瞽诗史书，工诵箴谏，士传民语，必使至于化与心成，中道若性，而犹不敢怠焉。其选左右之法，则有三公之尊，有三少之亲，有道有充，有弼有丞。上之必得周公、太公、召公、史佚之流，乃胜其任，下之犹必取于孝弟博闻有道术者。不幸一有邪人厕乎其间，则必逐而去之。是以太子朝夕所与居处出入，左右前后，无非正人，而未尝见一恶行。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长，至于累数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。当谊之时，固已病于此法之不备。然考孝昭之诏，则犹知诵习谊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。降而及于近世，则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疏略矣。盖其所以教者不过记诵书札之工，而未尝开以仁孝礼义之习。至于容貌词气、衣服器用，则虽极于邪侈而未尝有以裁之也。寮属具员而无保傅之严，讲读备礼而无箴规之益，至于朝夕所与出入居处而亲密无间者，则不过宦官近习埽除趋走之流而已。夫以帝王之世，当传付之统，上有宗庙社稷之重，下有四海烝民之生，前有祖宗垂创之艰，后有子孙长久之计，而所以辅养之具疏略如此，是犹家有明月之珠、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侧、盗贼之冲也，岂不危哉？《诗》曰：「丰水有芑，武王岂不仕？贻厥孙谋，以燕翼子」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七，所谓精选任以明体统者。臣闻人主以论相为职，宰相以正君为职，二者各得其职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，天下之政必出于一，而无多门之弊。苟当论相者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，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，则人主失其职矣。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，而以趋和承意为能，不以经世宰物为心，而以容身固宠为术，则宰相失其职矣。二者交失其职，是以体统不正，纲纪不立，而左右近习皆得以窃弄威权，卖官鬻狱，使政体日乱，国势日卑。虽有非常之祸伏于冥冥之中，而上恬下嬉，亦莫知以为虑者。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，以汰其所已用而审其所将用者乎？选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，则必有以得自重之士，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。任之既重，则彼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。而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，使为台谏给舍，以参其议论，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，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，如此而主威不立，国势不彊，纲维不举，刑政不清，民力不裕，军政不脩者，臣不信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成王畏相」。《语》曰：「和臣不忠」。且以唐太宗之聪明英特，号为身兼将相，然犹必使天下之事关由宰相，审熟便安，然后施行。盖谓理势之当然，有不可得而易者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八，所谓振纲纪以厉风俗者。臣闻四海之广，兆民至众，人各有意，欲行其私。而善为治者，乃能总摄而整齐之，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，则以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，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也。何谓纲纪？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，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。何谓风俗？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，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。然纲纪之所以振，则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，台谏补察而无所私，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。是以贤者必上，不肖者必下，有功者必赏，有罪者必刑，而万事之统无所缺也。纲纪既振，则天下之人自将各自矜奋，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，盖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，而礼义之风、廉耻之俗已丕变矣。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，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，黜陟刑赏多出私意，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，而唯阿谀软熟、奔竞交结之为务。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，则群讥众排，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。此其形势，如将倾之屋，轮奂丹雘，虽未觉其有变于外，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矣。苟非断自圣志，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，使小大之臣各举其职，以明黜陟，以信刑赏，则何以振已颓之纲纪而厉已坏之风俗乎？管子曰：「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」。贾谊尝为汉文诵之，而曰：「使管子而愚人也则可，使管子而少知治体，是岂可不为寒心也哉」？二子之言明白深切，非虚语者。惟圣明之留意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其九，所谓节财用以固邦本者。臣闻先圣之言治国，而有节用爱人之说。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，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，则横赋暴敛，必将有及于民者。虽有爱人之心，而民不被其泽矣。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，此不易之理也。国家承五季之弊，祖宗创业之初，日不暇给，未及大为经制，故其所以取于民者，比之前代已为过厚。重以熙丰变法，颇有增加，而建炎以来，地削兵多，权宜科须又复数倍，供输日久，民力已殚。而间者诸路上供多入内帑，是致户部经费不足，遂废祖宗破分之法，而上供岁额必取十分登足而后已。期限迫促，科责严峻，监司州县更相督迫，唯务自宽己责，何暇更察民情？捶挞号呼，有使人不忍闻者。而州县岁入多作上供起发，则又于额外巧作名色，寅缘刻剥，此民力之所以大穷也。计其所以至此，虽云多是赡军，然内自京师，外达郡邑，上自宫禁，下至胥徒，无名浮费，亦岂无可省者？窃计若能还内帑之入于版曹，复破分之法于诸路，然后大计中外冗费之可省者，悉从废罢，则亦岂不能少有所济？而又择将帅、核军籍、汰浮食、广屯田，因时制宜，大为分别，则供军不赀之费庶几亦可减节，而民力之宽于是始可议矣。此其事体至大，而纲目丛细，类非一言之可尽。今亦未暇尽为陛下言之，惟圣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后图之，则天下幸甚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