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夏有盛衰，夷狄有强弱，事机有利害，措置有安危，故无必定之规，亦无长胜之法。

万里曰：古今论禦戎之策者，皆以严尤为至论，某以为不然。尤之言曰：「周得中策，汉得下策，秦无策焉。至于上策，自古未有得之者」。来则有备，去不穷追，故宣王薄伐之师止于太原而已。此尤之所谓中策也。武帝虚内以事外，汉与匈奴更胜迭负，未尝不相当也。非晚年之悔，汉亦殆哉。此尤之所谓下策也。至于秦筑长城，征匈奴，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。此尤之所谓无策也。至于上策，古之圣人盖得之矣，而尤不足以知之。《书》曰：「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。罔游于逸，罔淫于乐。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疑谋勿成，百志惟熙。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，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。无怠无荒，四夷来王」。此非尧舜禦戎之上策乎？盖其上策大概有四：曰修身，曰爱民，曰用人，曰立政。「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，罔游于逸，罔淫于乐」，修身也；「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」，用人也；「疑谋勿成」，立政也；「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，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」，爱民也。四策备矣，又以「无怠无荒」朝夕策励以终之，如是则中国安强，主德无可议，国势无可窥，四夷安得而不来王乎？此尧舜禦戎之上策也，而曰古无上策，尤策谋之士，无经术之学，顾何足以知之！

国家自禄山扇乱，肃宗中兴，撤边备以靖中邦，借外威以宁内难。于是吐蕃乘衅，吞噬无厌；回纥矜功，冯凌亦甚。

万里曰：自古夷狄之患，寇攘中国则有之矣，横行中国则未之有也。其所以能横行中国者，非夷狄之入中国，而中国之纳夷狄也。今有人居山而忧虎者，亦不过高其藩墙，固其门关，虎亦安能为害哉！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，恍骇之间，无以制之，则开门招虎以制之，狼则去矣，虎可去乎？唐肃宗是已。天宝之末，禄山作难，明皇幸蜀，肃宗即位于灵武，欲先取两京，非不善也。然以中国之力取中国之地，何不可者？其患在于取两京而欲速，是故乞师于吐蕃，借兵于回纥，禄山则亡矣，两京则复矣，而吐蕃、回纥之祸不至于唐亡则不止，其过在于结夷狄以取中国也。虽然，误肃宗者，高祖也。高祖起义兵平隋乱，欲速取关中，是故用刘文静之策，假突厥之兵千有二百人、马二千，终高祖之世，无岁无突厥之寇，是以肃宗祖其遗策也。岂特误肃宗而已乎！石晋假耶律德光之师以灭后唐而得天下，不知夫灭唐者耶律也，灭晋者亦耶律也。结夷狄以取中国且不可，而况结夷狄以取夷狄乎？本朝禦戎之道亦尽善矣，寇来则与之战，不来则与之和。与之战如真宗澶渊之役是也，与之和如列圣屈己而与之币是也。是以圣圣相承，中国承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，自汉唐以来未有也。惟宣和间听王黼、童贯之言，用赵良嗣之策，遣使自海道约金人以灭辽。辽则灭矣，而中国始有靖康之祸，此结夷狄以取夷狄之过也。至今劳圣主之忧，可不戒哉！

择将吏以抚宁众庶，脩纪律以训齐师徒，耀德以佐威，能迩以柔远，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，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。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，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，此当今之所易也。贱力而贵智，恶杀而好生，轻利而重人，忍小以全大，安其居而后动，俟其时而后行。是以脩封疆，守要害，堑蹊隧，垒军营，谨禁防，明斥候，务农以足食，练卒以蓄威，非万全不谋，非必尅不斗，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，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。据险以乘之，多方以误之，使其勇无所用，掠则靡获，攻则不能，进有腹背受敌之虞，退有首尾难救之患。所谓乘其弊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此中国之所长也。

万里曰：尧舜三代之后，禦戎之策惟陆宣公得之。岂特唐可用也，至今可用也。

太子曰：「甚善，甚善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