伯禹之拜昌言，周公之礼贤士，君子以为当然，而不以为屈，是何耶？盖以时方清明，人皆我知，何必高自标致？则持谦挟恭，在伯禹、周公诚有不得不然耳。伊尹之轻驷马，伯夷之崇高节，君子以为当然，而不以为傲，是何耶？盖以时方昏乱，人不我知，又岂可愿而无立？则抚志立身，在伊尹、伯夷诚有不得不然耳。藉此以论孔孟，则知明策之所谓不同者，非固不同也，亦有不得不然耳。何以言之？圣人之道本无二致，其所以或抑而自下，或扬而自高者，岂有他哉，亦当其时之何如耳。故时当治平，道术已行，则圣人于此固无俟于高言大论；苟为反是，则人望而畏之者多矣，又何足以行吾之道耶？此伯禹所以遇虞朝之隆而拜昌言，周公所以遇周家之盛而礼贤士者，夫岂所无自而然哉？及其时适纷扰，道术不明，则圣人于此固不容于屈身贬己；苟为反是，则人狎而玩之者多矣，亦何足以行吾之道耶？此伊尹遇夏桀之季所以轻驷马，伯夷遇商辛之际所以崇高节者，亦岂无自而然欤？苟明乎此，则孔孟之道可端拜而议矣。且孔子生于西周之末，虽未可以望伯夷虞廷之隆，姬公周室之盛，然而三纲犹未尽沦，五常犹未尽斁，周王犹有号令也，诸侯犹或戴周也。当是时，道术可谓尚明矣，故如太宰则知其圣，又如达巷党人则知其大。盖人知之者既已如此，则为夫子者又何必扬己取名？是以于南子则亦见，于仁圣则不居，于昭公知礼之答虽为君讳，亦在所不辩。岂非以其道术尚明，茍欲行道，则固无俟于高言大论者乎？孟子生于战国之际，虽不至于伊尹夏桀之季，伯夷商纣之末，然而三纲已尽沦，五常已尽斁，上之所取者无非权谋也，下之所遵者无非纵横也。当是时，道术可谓不明矣，故如臧仓者，则谮其后丧踰前丧，又如公都子者，则疑其与章子游。盖人不知者既已如此，则为孟子者又安得不自信其道？是以于诸侯则不见，于三圣则自谓其欲承，于齐宋馈金之问则又辩其当受与不当受，而皆以为是，岂非以其道术不明，茍欲行道，则固不容于屈身贬己者乎？虽然，以孔子之不为高言大论，然则见南子与不居其圣，答昭公之非礼而引过自咎，在孔子之时，又岂得不若是者耶？以孟子之不为屈身贬己，然则不见诸侯，以自谓承三圣，答馈金之问而辩其皆是，在孟子之时，又岂得不若是者耶？由此言之，则孔孟之所以或抑或扬者，亦各因其时而已，又岂有不同者哉！譬之能治疾者，或补或下，虽则不同，要之同其虚实，而所以愈疾则一；善理财者，或与或取，虽则不同，而所以生财则一。论至于此，则孔孟之道，吾见其一，而不见其殊。然则天下后世皆曰孔孟，而未尝疑其道之异者，呜呼，是岂私孔孟者也？